中國科技進步停滯的原因

對于著名的李約瑟之謎——為什么在前現代社會中，中國科技遙遙領先，但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在中國，到了現代以來，中國的科技水平就落后了——已經有多個版本的解答。我在這里從文化比較的角度提出另外一個答案。

李約瑟自己認為，中國強大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在這一強大的制度下，商人難以獲取地位與權力，商業得不到蓬勃發展，技術發明給發明者和使用者帶來的利潤和地位提高有限，因此工業技術革命沒有發生。

林毅夫則提出，中國官僚制度中的科舉制度扼殺了創造力，把人們都吸引到對四書五經的鉆研上去了。這是制度角度的解釋。

乾隆皇帝接見英國使者

另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解釋是馬克·埃爾文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論，這是一個經濟學角度的解釋。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意思是，中國的農業技術發展得太好，人口密度過高，這反過來阻礙了科技發展，因為人口太多，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就變低了，以至于任何節省人力的技術發明都顯得沒什么價值，因為只要把活兒交給人去干就可以了。

這些解釋都各有道理。不過，我認為，有必要從中國的文字和邏輯的角度來尋找中國的科技進步停滯的原因。我的觀點是，中國的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邏輯的缺乏阻礙了科學理論的建立，阻礙了技術的發展、傳承和進步。我還想指出，這里面有些問題到現在還仍然存在。

沒有普及大眾的偉大文明

中華民族有確切文字記載始于商朝（甲骨文），距今有 3000 多年歷史，并且一脈傳承至今，不曾中斷，不像有些偉大文明，比如埃及文明就沒有一直傳承下來。在歷史上很長一個時期，中文是先進文化的代表，漢字對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的影響足以證明這一點。

不過，這個偉大的文明在幾千年的絕大多數時間里只是屬于精英階層，一直沒有穿透到大眾。

在 90 年前，即 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我們的書面文字仍以文言文為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語言并不一樣。歷史上雖也曾出現過一些白話文經典著作，如《木蘭辭》《石壕吏》《儒林外史》和四大名著，等等。

這些使用接近于當時白話文的語言寫成的著作往往流傳更廣，然而，更多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寫成，難以被普通百姓所讀懂和接受，只能在精英階層流傳。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幾千年，直到新文化運動提出倡導白話文，才把中國人的書寫文字和日常語言統一了起來。

胡適于 1917 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率先提出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寫作。他認為，文學改良應從八個方面入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胡適這八點，不但在當時的白話文運動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對現在都還很有借鑒意義。就拿“須言之有物”來說，胡適稱文章必須有情感，有思想，有實際內容，今天仍有許多文章大話、套話、官話連篇。

又比如“不避俗字俗語”，胡適以通俗文學為例，認為用俗語俗字，用當前人們在用的文字，寫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文章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這在現在看來也非常有道理。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歐洲的書寫語言和日常語言也不統一：各國各地雖然都有自己的語言，但精英們寫作、談話交流中都使用拉丁文，不會拉丁文就沒有辦法讀懂他們的著作。

但是，西方國家大約在數百年前就完成了書寫文字與口語的統一，而我們直到新文化運動才完成這件事情，至今還不到一百年。

我們的文字當然有其不足。從思維上說，要形成概念，需要抽象。而從文字和人類眼中的映像是否相關而言，西文的抽象過程是與中文不同的。

此外，我們的文字一直到近代才在借鑒西文的基礎之上引入了現代意義的語法和標點符號，之前的幾千年中文都沒有語法意義上的標點符號體系，而且，我們的文字沒有由動詞變化表現的時態，沒有由動詞變化表現的語態，名詞基本沒有單數和復數，基本上沒有性（陰性、陽性、中性）和格的變化，在主語和賓語上也沒有變化。

誠然，中文是很簡潔、很嚴謹的。如果你到聯合國和國際大會上，會看到一疊一疊的文件，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還有中文——這是重要會議的幾大官方語言——最薄的一疊就是中文，因為中文簡潔。但是，中文的簡潔有一個問題，懂的人能夠欣賞，不懂的人不容易看懂。

此外，讀一讀數學、力學、物理學、化學的英文教材就會發現，這些教材寫得非常簡單明白，寫這個教材是為讀者著想。相比之下，我們的學者寫東西，是為了要寫得簡練，是板著臉說話的，是為了要學術化。

這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偉大的文明，傳承了幾千年，卻始終是精英的，沒有穿透社會的下層。

在文化的普及方面，中國在近代落后于歐美，這也是中國科技在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

有兩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當中華文化大面積地向民眾普及之后，其競爭力是何其強大。

——與經濟文化的落后相伴隨，中文在 20 世紀中葉到達了一個低點，特別是在文字輸入上有很大的劣勢。甚至有專家提出漢字將最終被漢語拼音代替。上世紀 70 年代，計算機已經開始使用，但中文輸入問題還沒解決。

我在北京大學就讀期間就深受此問題困擾，曾經懷疑我們的中文能和西方競爭嗎？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完全解決了中文的輸入問題，而且速度和質量可能比字母輸入還要好。這個事例證明，漢字是一種與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但非常有競爭力的文字。

——中文還特別有利于所謂“照相記憶”（Photographic memory）。文字印在腦里，首先是一個映像，然后在我們頭腦里反映出這個映像所代表的概念。漢字一個文字就是一個概念，漢字組成的詞是一個一個的映像，而字母文字是一個語流，需要把它拼讀出來才能形成概念。

因此，在所謂照相記憶方面，中文處理起來很快。在信息時代，為什么中文的短信這么發達，歐美的人們卻沒有這么大量的使用短信？這可能和中文的象形文字有關。

遺憾的是，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文明始終沒能夠穿透社會的底層。究竟是什么阻礙了文明的傳播？我覺得有三個原因：

一是漢字本身的缺點。漢文可以寫出唐詩宋詞這種世界上最美的詩篇，但是在把事情寫準確上有缺點，看文章的人常常不能弄清楚寫文章的人要表達的準確意思。

比如說，中文的時態和語態不用動詞的變化來表達，需要用副詞等修飾語來表達清楚。過去一直沒有標點符號也是個大問題。《三字經》有一句“明句讀”，講的就是念古文要學會斷句。《三字經》寫于宋朝，但真正解決標點符號問題大約是在 90 年前的新文化運動。

二是觀念上的問題。中國從古至今的大部分文人學者或許有這么一種心理，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明白的語言寫清楚，也不屑于記錄描述細節過程，而是見大不見小，喜歡寫大文章講大道理。

歷史上，中華文明曾有非常細膩的、注重細節的辦事操作方法，但文明發展的結果，是大多數學者總是樂于做那些“大”的東西，不屑于把那些“小”的、細節的東西記錄下來，而魔鬼恰恰都在細節上。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是描寫細節的，比如《紅樓夢》，對人物外觀和感情、風景、庭院布局、菜肴，對詩詞等都有詳細的描寫，只可惜這樣的著作少之又少。

三是歷史上的封建專制和多次發生的文字獄，使得文人不敢把事情說明白。為什么官話和套話連篇累牘？就是不能把話說明白了。對于官話、套話，社會精英尚可以體會其中的含義，能夠體會其中的微妙關系，但是社會基層的老百姓覺得云里霧里，就是搞不明白。

以上三點加在一起，就使得璀璨的中華文明長期不能穿透到社會底層，老是陷入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況，老百姓總是處于糊涂之中。

偉大的文明不能傳播到廣大民眾，整個民族的整體文化素質就難以全面提高。

中華文明之偉大，在于她提供了一個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參照系和坐標系，我們應該發揚其優勢，克服其劣勢。目前，普通話、電視和互聯網提供了將中華文明穿透到大眾的客觀技術條件。

我們要利用這些條件，真正的把我們的文化知識傳播到大眾中，最直接的任務就是把話寫明白，尤其在教學和學術探討時，語言要精確、嚴謹并把細節講清楚。

形式邏輯與科學研究方法的缺失

中國歷史上缺乏對形式邏輯成系統的論述和框架體系。這是解釋李約瑟之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形式邏輯（Formal logic）是研究演繹推理及其規律的科學，研究前提和結論之間的關系。它是對人的思維形式的一種抽象。形式邏輯其實是把人們的認識和判斷抽象成邏輯命題，然后研究這些命題可以有哪些形式，之間有怎樣的關系，怎樣從幾個現有的命題推理出新的命題。

形式邏輯在西方文明中的歷史很悠久。在歐洲，形式邏輯的創始人是亞里士多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三段論，其實就是最簡單的三個直言命題之間的推理關系。最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所有人都會死”，“我是人”，所以“我也會死”。

亞里士多德的這個三段論也是一種演繹法，是從前提假設出發推導出結論，前提是結論的充分條件。

蘇格拉底之死

形式邏輯、演繹法、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區分，這些在科學研究中很重要。有了這些工具，研究者就可以從有限的前提假設中推導出結論，只要前提是對的，結論就是對的。

古希臘的歐幾里德的偉大著作《幾何原本》就從若干公理（最重要的是平行公理：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出發，利用純邏輯推理的方法，推導出一系列定理，組成一個定義和公理體系。

《幾何原本》13 卷，一共有 465 個命題，都是從這些公理推導出來的，只要你承認了這些公理，你就必須承認推導出來的定理；你要是換了公理，就會得出別的結果來，這就成了后來的非歐幾何。

歐氏幾何的建立，使幾何學成為一座建立在邏輯推理基礎上的不朽豐碑，其嚴密的邏輯演繹方法成為訓練科學思維的基礎性工具。西方后來的科學研究大多都遵循了這個方法。

到了愛因斯坦，他的狹義相對論也是建立在兩條公理上的：相對原理和光速不變原理。后來萊布尼茨等人又進一步建立了數理邏輯，其實就是現代的形式邏輯，用數學符號讓復雜的推理變得更加簡單，容易操作。

形式邏輯在中國起源的時間也很早。春秋戰國時期，墨子在《墨經》中就提出了“大故：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和“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的區別，實際上是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雛形。但是，邏輯關系用于實際還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推理里面用到的概念必須是明確的。

春秋戰國時候中國的形式邏輯發育程度還不高，當時的名家代表惠施、公孫龍等人就通過對概念的混淆、極限情況的討論，建立起了一套詭辯論，把當時的形式邏輯初步框架搞垮了。其實名家當時的想法也是很有發展的，比如他們提出的“飛鳥未嘗動”，其實一定程度上是揭示了運動和靜止之間的關系。

但是他們并沒有在此之上建立起新的邏輯體系，只是熱衷于詭辯。形式邏輯在中國的發展就這么停滯了。

形式邏輯在西方也遭到過批判。黑格爾第一個系統地批判形式邏輯，將邏輯研究的重心轉向邏輯的內容，但他不光是批判，還建立了自己的一個邏輯體系來替代它，就是黑格爾的辯證邏輯體系。

形式邏輯在中國沒有發展的結果是，我們這個文明見長于歸納，但是缺少形式邏輯，缺少演繹的、嚴格的框架。

舉個例子。數學上有二項式定理，中國歷史上有楊輝三角形，展開以后實際上就是二項式定理，但是它的表述和思考方法不一樣。

楊輝三角是中國古時候的數學家為解決高次開方問題找到的工具，但當時的著作中沒有給出具體推導過程，所以我們只能認為楊輝三角是當時的數學家通過歸納總結發現的。而二項式定理不同，是邏輯推理演繹出來的，牛頓給出了二項式定理的一般公式和推導過程。

我曾向季羨林老先生請教過中國歷史上是否有比較系統的形式邏輯的論述。季先生對這個問題沒有給我明確的回答。我還問過一些哲學家，但都沒有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的初步結論是，到目前為止，我尚未找到中國歷史上有對形式邏輯成系統地論述和框架體系。我寧愿相信中國歷史上有這樣的框架體系，只是我沒有找到。缺乏邏輯是對李約瑟之謎的另一個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