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為全球的人類生活按下了暫停鍵，人們被迫居家隔離、關店歇業。同時，疫情也為社會生活的變化按下了加速鍵，從在線教育和遠程辦公發展，到信息技術支撐下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從直播帶貨興起到線上消費激增；疫情期間，人工智能技術推進了遠程問診與醫學信息在線科普發展，人們的數字信息則被健康碼孿生構建。

事實上，正是依托城市的軟硬件基礎，相繼推出信息化、無接觸式的防控模式，我們才能夠在抗擊疫情中獲得良好成效。疫情中加速的變化讓人們對城市的認識、需求與參與能力不斷提升，而面向“智慧城市”的討論也在后疫情時代受到廣泛關注。

隨著新基建的加速推進，圍繞智慧城市的技術、政策、生態正在成為全球每一個經歷科技革命洗禮的城市的共同命題。如今，對于一座城市而言，應該討論的已不是“要不要發展智慧城市”，而是當智慧城市浪潮來臨時，如何把握從數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未來城市航向。

當有關于后疫情時代的智慧城市建設問題越來越具體時，智慧城市也真正完成了從學術討論到與每個個體息息相關的過程。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對于智慧城市所發生的改變，我們唯有把握變化，才能擁抱變化。

智慧城市不是簡單的智能城市

智慧，通常被認為是有著生命體征和諸多身體感知的生物（人類）才有的特點。因此，智慧城市就好像被賦予了生命的城市。事實上，城市本身就是生命不斷生長的結果，而“智慧城市”則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

最初智慧城市被用來描繪一個數字城市，隨著智慧城市概念的深入人心和在更寬泛的城市范疇內不斷演變，人們開始意識到智慧城市實質上是通過智慧地應用信息和通訊技術以及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手段，來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以及更加高效地利用各類資源，實現可持續城市發展的目標。

城市的成長始終和技術的擴張緊密相關。從過去人們想象中的城市，到用眼睛看到的城市，再到由英國建筑師羅恩·赫倫所提出的“行走的城市”。借助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以及大數據的便利，城市從靜態逐漸向動態延伸，而這所有集結了現代科技的城市現狀，則被蘊含在“智慧城市”的概念里。

疫情下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六個維度為智慧城市建設確定了基本框架，而疫情期間5G的商用部署加速則為智慧城市六個維度的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于是，在信息基礎設施和融合基礎設施之下，智慧城市建設得以駛入快車道。

作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代表，5G并不是4G技術系統的升級或是補丁，而是完整的系統或是流程再造。5G技術的高速率、大帶寬、低時延、廣聯接、組網靈活的綜合性優勢在實際演示運用中盡顯，特別是在海量數據同步快速傳輸方面可極大地提升效能。基于此，城市的數字化進程被大大加快，在疫情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基于移動通信基礎服務，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算力、算法等信息挖掘技術為支撐，基于移動大數據，實現了行為主體空間活動追蹤分析，構建了城市空間活動觀測體系，成為科學防疫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通信系統，推廣健康碼、手機信令、乘車碼等，實時反映城市空間活動狀態。

這些技術和措施，對疫情發展態勢的研判、疫情防控關鍵節點的部署及精準施策等，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信息化防疫手段，也展示出智慧城市的強大功能。

其次，疫情期間，城市的傳統交通運轉被按下“暫停鍵”，而以通信網絡為支撐的信息服務不僅調節了常規的城市交通網絡服務，也凸顯了信息化背景下遠程協作模式的潛力，使得城市依舊能保持“活力”。

信息化和智慧化的便民服務技術，扭轉了我國在疫情防控前期出現的阻斷有力但保障不足的現象（如中轉旅客滯留、醫護人員通勤困難、封閉小區居民就醫出行不便等）；通過重新組織調配運力，有序恢復了交通運輸服務，保障了重點人群出行順暢。同時，高速、便捷的通信網絡和適宜的軟件平臺通過提供高清直播、遠程會議等服務功能，不僅為居民生活和及時復工提供了便利，也保障了城市防控治療工作的基本需要。

最后，居民生活保障，由高度的線下依賴轉向線上與社區結合服務。雖然嚴格的居家隔離政策普遍限制了居民出行，但是信息化技術有效保障了居民生活物資需求。以網絡購物平臺為基礎，用配送與收貨信息搭建“配送熱力圖”，科學規劃路線，提高配送效率。

針對居民對社區公共服務的需求，以疫情為契機，加快政府社區公共服務平臺的信息化進程：被動式響應轉變為積極主動式服務，獨立分割的平臺組合為一個綜合共享平臺，“跑零次”和“視頻辦”開始成為新常態。新冠疫情背景下，凸顯出未來城市建設中，健全應急物資儲備機制、完善智慧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社區自組織和應對管理模式的必要性，以實現災害救助的本地化。

智慧城市真的“智慧”嗎？

智慧城市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建設更加高品質城市生活和更加可持續的城市環境。但顯然，我國現階段的智慧城市建設依舊是不完善的。疫情在凸顯智慧城市功能和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當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對于數據的管控來說，運用信息化手段服務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時，各地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數據，包括數據采集不充分、流通不順暢等。比如，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城市醫療資源、防疫物資、企業產能數據缺失，只能采取傳統手段臨時報數，信息僵化、重復采集等問題突出，無法支撐防疫指揮機關進行有效調配。

在推進復工復產時，面對跨區域人員流動帶來的防疫壓力，各地數據無法流通互認，與醫療、公安、交通等信息難以第一時間互融，為精準把握外來人員健康狀況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智慧城市通過數據來實現對現實社會的映射，只有做到數據完整和流通順暢，才能在海量數據中捕獲有價信息，從而實現智慧賦能發展。在以城市、部門為主體的發展實踐中，仍有不少數據存在明顯的區域、部門邊界，如社保信息、婚姻信息、個人房產信息等。這些信息仍存儲于地方各部門數據庫之中，缺乏有效的互通，為實現智慧城市應有功能人為設置了障礙。

此外，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措施亟待完善。疫情期間收集的大量信息，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支持，但同時也使個人信息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比如個人在通過企業構建的平臺進行信息上傳時，存在如何避免信息泄露或被企業利用的問題。

隨著疫情的緩解，大量個人健康信息是否需要進行銷毀等應做出規劃，以避免占用過多的信息存儲資源。防止用戶信息泄露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底線，也是未來智慧城市面臨的最大挑戰，應從制度和技術兩個層面加強設計，對數據進行分類和分層管理，加強重要信息安全的保護力度。

智慧城市為城市的未來發展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性。時至今日，智慧城市也不再只是一種“技術承諾”，而是一種以人為核心的數字社會與現實世界融合互動的“權利接口”，不僅包含了技術能力、政策設計與應用體驗的實現，還包含了數字倫理、數字公平以及數字素養的規范與提升。

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對于智慧城市所發生的改變，我們唯有把握變化，才能擁抱變化。

智慧城市的技術核心是智能計算（SmartComputing），智能計算具有串聯各個行業的可能。例如城市管理、教育、醫療、交通和公用事業等，而城市是所有行業交叉的載體。因而，智能計算將是智慧城市的技術源頭，將影響到城市運作的各個方面，包括市政、建筑、交通、能源、環境和服務等，涵蓋面非常廣泛，

盡管學界對于智慧城市的定義各有側重，但在實際操作中普遍認同維也納工大魯道夫·吉芬格教授2007年提出的“智慧城市六個維度”，分別是：智慧經濟、智慧治理、智慧環境、智慧人力資源、智慧機動性、智慧生活。

其中，智慧經濟主要包括創新精神、創業精神、經濟形象與商標、產業效率、勞動市場的靈活性、國際網絡嵌入程度、科技轉化能力；智慧治理主要包括決策參與、公共和社會服務、治理的透明性、政治策略與視角；智慧環境包括減少對自然環境的污染、環境保護、可持續資源管理；智慧人力資源包括受教育程度、終身學習的親和力、社會和族裔的多元性、靈活性、創造力、開放性、公共生活參與性；智慧機動性包括本地輔助功能、（國家間）無障礙交流環境、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可用性、可持續、創新和安全、交通運輸系統；智慧生活（生活品質）包括文化設施、健康狀況、個人安全、居住品質、教育設施、旅游吸引力、社會和諧。

這六個維度全面地涵蓋了城市發展的各個領域，除了城市的物質性要素以外，還將社會和人的要素納入其中，并將高品質生活和環境可持續作為重要的目標。也就是說，要讓城市更智慧，關鍵在于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術創造美好的城市生活和環境的可持續，實現的途徑包括提升經濟、改善環境、強化完善城市治理，跟城市空間相關的是提升交通（機動性）的效率，核心問題是社會和人力資源的智能化。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