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面打壓華為，其勢愈演愈烈。貿易保護和強權霸凌難有贏家，但故事開頭出現的一個配角卻一步步走向必輸的局面。這就是加拿大政府。

首先，據 6 月 7 日《經濟日報》從華為公司獲悉，加拿大時間 6 月 6 日上午 9：30（北京時間 6 月 7 日凌晨 00：30）加拿大法院就孟晚舟案件中法律層面的技術問題進行了討論。此后，華為媒體事務副總裁 Benjamin Howes 發表聲明，力陳公司三大立場：第一，美國對孟女士的指控在加拿大法律下并不構成犯罪，引渡申請不符合加拿大《引渡法》的核心原則。根據加拿大法律，如果被指控的行為在加拿大不構成犯罪，則不得引渡。美國對孟女士的指控是基于違反美國對伊朗實施的單邊金融制裁，而加拿大目前并沒有針對伊朗的金融制裁，因此銀行的相關交易不存在違反加拿大法律的風險，從而不會導致銀行遭受經濟利益損失風險。所以孟女士在美國被指控的行為在加拿大并不構成犯罪，孟女士應該被立即釋放。

第二，美國政府提交的證據材料不充分，對孟女士的指控不能成立。沒有證據證明孟女士曾誤導過任何金融機構，孟女士于 2013 年 8 月在香港向一家外國銀行陳述的 PPT 也沒有誤導性。銀行人員完全了解相關問題的實際情況，對相關問題的判斷不需要依賴孟女士的陳述。此外，銀行完全了解 Skycom 在伊朗的業務和運營的性質，也了解華為與 Skycom 的關系。

第三，加拿大的執法存在嚴重的程序濫用，孟女士的憲法權利被侵害。孟女士及其律師認為，孟女士在機場被捕時的合法權利受到嚴重侵害。加拿大針對孟女士的執法行動是對美國和加拿大引渡程序的濫用，是披著引渡程序外衣非法搜集證據，迫害個人權利。孟女士的律師將于 2019 年 9 月提交披露動議，要求獲取更多孟女士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在機場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記錄。

至此，正如當事人律師和普遍民眾的看法，美國對華為的打壓以及美國總統的相關言論也表明，此案件是政治和經濟因素驅動，不是出于法治考慮。而加拿大政府恰恰在這一點上充分發揮了美國政府“跨境執法工具”的作用，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

其次，在加拿大國內的電信市場，雖然到目前為止政府并沒有跟隨美國明令禁用華為產品，而是仍在“持續”進行其已經長達半年的對華為設備的安全性審查和評估。但加拿大的電信巨頭，實在不想放過在“安全”借口之下的“正當商業競爭”，以期一把定輸贏。結果是從內部給加拿大政府又上了一塊夾板。

當地時間 5 月 30 日，加拿大電信巨頭羅杰斯（Rogers）副主席 Philip Lind 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就表示，盡管華為比競爭對手更便宜和成熟，但讓其完全掌控加拿大的通信市場是瘋狂的，加拿大不應該這么做。

這番說辭出現的時間點十分微妙，當天正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開會討論華為問題之際。因此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外媒普遍將其解讀為，Lind 呼吁加拿大政府禁止華為進入 5G 市場，盡管他并未明確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電信公司 Rogers 幾乎沒怎么使用華為設備，其合作伙伴在 3G 時代以來一直都是愛立信。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貝爾（Bell）和研科（Telus）卻大規模使用了華為設備，因此這番言論也被視為蘊含釜底抽薪之意。

實際上，華為問題已經不僅限于技術和政治層面，哪怕是一個國家的不同運營商，也可以借機將其作為攻擊武器，與競爭對手博弈。

圖 | Philip Lind 的英文原話：“有關華為控制，或可能控制我們加拿大通信系統的概念是瘋狂的。”

“三巨頭”在 5G 上的選擇

Rogers 是加拿大電信“三巨頭（The Big Three）”之一，于 1960 年正式成立，總部位于多倫多，擁有超過 2.7 萬名員工。與剩下的兩巨頭 Bell 和 Telus 相比，Rogers 整體規模處于中間位置，但在無線通信領域位居第一。

其創始人 Rogers 家族沒有 Bell 那樣的 AT&T 背景，也沒有 Telus 那樣的政府背景，而是通過兩代人的努力，一步步從真空管、無線電、廣播和電視業務做強做大，最終成為市值數百億美元的電信公司。因此，它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加拿大私企的驕傲和傳統電信巨頭的挑戰者。

這次接受采訪的公司副主席 Philip Lind，已經加入 Rogers 近 40 年，曾與公司創始人 Edward Samuel "Ted" Rogers 緊密共事多年。他在自己寫的書中將自己稱為“Ted 的左膀右臂（Right Hand Man）”，因此其想法足以引領整個公司的未來發展方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司的立場。

圖 | Rogers 公司副主席 Philip Lind （來源：BNN Bloomberg）

2018 年 4 月，Rogers 就高調宣布與愛立信建立合作關系，簽署多年的 5G 合同，在多倫多和渥太華兩個城市展開 5G 試驗，而且完全將華為設備排除在試驗之外。

實際上，愛立信一直是 Rogers 在電信領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后者 3G 和 4G 網絡設備的核心供應商，全方面覆蓋核心網，接入網和承載網。雙方的合作歷史長達 30 余年，密切關系可見一斑。不過 Rogers 也曾承認，在非核心網中的確使用了“有限的”華為設備。

相比之下，Bell 和 Telus 兩家公司則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由于技術差距和成本原因，他們在 3G、4G 和寬帶網絡布局中大量使用了華為和諾基亞的設備，比如在Bell提供的光纖入戶網絡服務中，需要能夠在用戶端處理光纖數據的終端設備，放眼全球，最合適的供貨商也只有華為和諾基亞兩家。不過這些華為設備仍然只存在于非核心網中。

在開展 5G 試驗時，兩家公司也都選擇了華為作為合作伙伴，雖然并非獨家戰略合作，但使用與已有 4G 網絡相同的供應商，升級起來更加容易，成本也有優勢。電信咨詢公司 Eamon Hoey 認為，華為的報價最低可以達到其他競爭對手的 60%，是其獲得青睞的主要原因。

圖 | 加拿大電信“三巨頭”（來源：comparemyrates）

Rogers 的如意算盤

盡管美國近年來一直在打壓華為，其勢愈演愈烈，影響范圍已經從國內和盟友擴散到全球，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很多國家都迫于壓力開始審核華為設備的安全性，但至今尚未公開任何實質性證據。

所以，幾乎沒有電信高管公開發表針對華為的質疑，即使是已經做出決定的電信公司，比如英國BT和日本軟銀，其高管也沒有公開表露自己的想法。Rogers 高管 Lind 應該算是直接表明態度的第一人，但他呼吁謹慎對待華為僅僅出于國家安全考慮嗎？

綜合實際情況來看，Lind 的呼吁頗有一箭雙雕的意味。

倘若加拿大禁用華為設備，對于 Lind 所在的 Rogers 幾乎毫無影響，無需更換 5G 合作對象，而且現有網絡也不會受到很大影響。但禁令勢必延緩 Bell 和 Telus 的 5G 發展進程，甚至是影響現有網絡服務的質量。

這是因為，Bell 和 Telus 兩家公司與華為合作超過 10 年，現有的 3G、4G 和寬帶網絡中大量使用了華為設備（非核心網），全面禁用雖然不會影響到現有核心網和 5G 核心網，但仍然會增加巨額開支。有分析師表示，如果需要從現有網絡中剝離華為設備，將為兩家公司分別帶來超過 10 億加元的額外開支，如果算上寶貴的技術升級時間，整體損失可能超過數百億加元。

反觀 Rogers，即使禁用華為，仍然可以不受影響地穩步推進5G部署，搶得先機，還能重重打擊競爭對手，逼迫他們更換 5G 合作伙伴，使用更昂貴的 5G 設備，推翻之前進行的 5G 試驗重新來過。

圖 | Bell 公司CEO George Cope（來源：BNN Bloomberg）

Bell 公司 CEO George Cope 在今年 2 月和 5 月接受采訪時表示，他認為華為設備可以在非核心網使用，華為設備一直都符合嚴格的政府和公司的安全標準，不過“即使加拿大全面禁止了華為，5G 業務的開展也不會受到影響”。

然而相比 Bell 的觀望態度，對華為依賴更大的 Telus 則堅持與華為的合作。今年1月，Telus 技術戰略執行副總裁 Eros Spadotto 向該公司員工發送了一份備忘錄，其中稱：“顯然，憑借全球領先的創新、全面的安全措施，以及新的軟件升級，華為仍然是加拿大電訊市場可行和可靠的參與者。”

緊接著在今年 2 月的財報中，Telus 表示，禁用華為設備可能會帶來重大的，一次性的和逐漸增加的 5G 部署成本和時間。

此消彼長，如果加拿大果真出臺禁令，Rogers 或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拉下競爭對手，坐收漁翁之利不說，還有望一躍成為加拿大5G領導者。

由此可見，華為問題已經不僅限于技術和政治層面，哪怕是一個國家的不同運營商，也可以借機將其作為攻擊武器，與競爭對手博弈。如果這只是幾家公司的正常商業競爭，那么也無可厚非，只是 Rogers 高管 Lind 發聲的時間點耐人尋味，頗有點借刀殺人的意思。

更令人玩味的是，2018 年年底，Rogers 官方還曾表示與華為關系正常，旗下Sportsnet體育頻道的明星節目“加拿大冰球之夜（Hockey Night in Canada）”繼續接受華為作為特約贊助商。

圖 | Rogers 旗下 Sportsnet 體育頻道的Hockey Night in Canada節目，華為作為特約贊助十分醒目（來源：Rogers Sportsnet）

加拿大猶豫不決

目前加拿大政府仍在對華為設備的安全性進行審查和評估，已持續近半年，還沒有表明態度，所以華為在加拿大市場的命運尚未可知。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曾在 2018 年 12 月表態，加拿大“在 5G 網絡中使用或不使用華為設備的決定，應該由專家而不是政治家來做”。

今年 5 月初，加拿大《金融郵報》曾報道稱，“三巨頭”對加拿大政府施加的壓力有所緩和，因此官方可能傾向于在 10 月聯邦大選之后再給出有關華為的決定。

不過，現任加拿大保守黨黨魁 Andrew Scheer 曾通過官方渠道表示，“出于國家安全角度考慮，如果保守黨勝選，我將會在加拿大 5G 網絡中禁用華為。”

這無疑又給華為的命運蒙上了一層陰影。

盡管如此，華為加拿大仍然表示，無論結果如何，都會繼續加大在加拿大的投資和科研力度，在渥太華和多倫多的分部仍開放許多崗位，從軟硬件工程師到市場營銷都有需求。同時，華為對加拿大客戶的供貨和業務依舊正常運轉， Mate20 Pro 和 P30 Pro 等手機也在正常銷售。

實際上，如果加拿大禁用華為設備，電信“三巨頭”自然輸贏立現。但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沒有人能從中獲益。一番折騰下來，昂貴的 5G 部署開支最終必然會轉嫁到消費者頭上，三家公司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拉升加拿大本就無比昂貴、領先全球的流量費。據 Tefficient 和 Rewheel 統計，2018 年加拿大平均流量費高居全球首位。

而且，除了 Bell 和 Telus 兩家公司，還有 SaskTel 和 Videotron 等中小型電信公司使用了華為。在卑詩省運營的 ABC Communications 公司，6 月初剛剛宣布與華為開展試點項目，在偏遠地區和北部地區測試無線網絡服務，因為華為已有在極寒地區和偏遠地區運營 3G 和 4G 網絡的經驗，有的城鎮甚至在北極圈內。

該公司 CEO Bob Allen 表示，“選擇華為是因為它的可靠性和可負擔性，并且它是無償參與到試點項目中的，我們只出人力。而放眼全球來看，這些偏遠地區從來都不是愛立信和諾基亞的目標市場，只有華為可選。”

由此來看，華為在加拿大的前途，也與這些小型電信公司和它們的用戶的利益系于一線，而企業主和廣大電信服務消費者的利益也最終會成為衡量這一屆加拿大政府和執政黨執政能力的試金石。外有霸權相脅，內有大鱷進逼，已然陷入三明治困境的加拿大政府如何擺脫輸家命運？不到 4 個月后的加拿大聯邦大選就將揭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