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的一個燥熱午后，在班加羅爾東南郊冷氣瘆人的辦公室里，好脾氣的印度人沒有忍住。面對20多位中國企業家，紅杉印度一位管理層言辭激烈的批評自己的同胞。

當時，保護主義的腔調正在印度的創業者流行開來。不少人認為，印度的互聯網應該借鑒他的北方鄰居，修筑一道“長城”，抵御像WhatsApp這樣的“入侵者”。

數月之后，印度出臺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電商新政，這給去年在印度投入160億元之巨的沃爾瑪當頭一棒。

印度首富是保護主義合唱團的最新成員。信實集團主席安巴尼打出自己的口號：反對數據殖民。

2019年4月，印度迎來一場關系國家前途的選舉民族主義的歡呼，配合著選舉季的喧囂，焦慮和不安，在印度，不僅Facebook和亞馬遜這樣的美國“殖民者”不安和焦慮，還有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

印度要筑墻嗎？

“對印度的監管環境，我們深表失望，特別是最近修改的電商法。”2月20日，在和分析師的電話會議上，沃爾瑪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董明倫（ Carl Douglas McMillon）對外表態。

春節前，盡管中美貿易談判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但在喜馬拉雅的南端，即將生效的電商新規，也在印度和美國之間制造新的緊張。

以中國普通消費者的眼光衡量，這部電商法可謂“冒天下之不大不韙”。

比如，類似“雙十一”的排燈節促銷，以及所有超過一定幅度的打折促銷，必須獲得監管部門的許可。

還有，電商平臺不得出售自己的產品，參股的產品同樣被禁止出售。每名賣家在單個電商平臺的銷售份額不得超過總份額的25％，即使這名賣家就是該電商公司本身。

每一條，都精準插中沃爾瑪和亞馬遜的心臟。這兩家美國巨頭還抗議，印度在起草政策時，壓根沒征詢過他們。在2月1日大限之前，美國人試圖游說印度政府，延期實施該法令。

印度政府沒有妥協，反而強硬回應：本次修法有助于促進公平貿易，遏制外國公司在確定市場價格時的影響力。

次日，亞馬遜印度不得不下架大量商品。沃爾瑪控制的本土電商Flipkart也不得不作同樣的選擇。兩家平臺都以自營電商為主，新政給他們在印度的前景抹上一層濃重陰影。

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也坐在火藥桶上。從一線的班加羅爾到比哈爾邦的鄉村，WhatsApp在印度的用戶已經超過美國。近日，WhatsApp聲稱，不排除退出印度市場。起因是印度政府施壓，要求WhatsApp允許其訪問受保護或加密的通訊，這被Facebook拒絕。

不到一年之前，樂觀的美國人還篤信，互聯網的未來在印度，恒河之畔，流淌著奶與蜜。

2018年，印度共吸引直接投資380億美金，20年來首次超過中國。

當年5月9日，沃爾瑪以160億美元收購Flipkart約77%的股權。這是去年互聯網行業標志性的收購動作。此外, 巴菲特的伯克希爾也在去年投資Paytm，全球市場都開始盯著印度互聯網的一舉一動。

這或多或少將美國人的賭徒心態顯露無疑。谷歌、Facebook、亞馬遜以及傳統的零售巨頭沃爾瑪，在丟掉中國市場后，他們無法承受從印度離場的后果。

不過，美國人或許從剛剛離世的印度裔作家奈保爾那里獲得一些智慧。他曾經寫過，印度是無法被理解的，印度只能去感受。

美國的銀行家和天使投資人或許無法理解這樣一個簡單事實：硅谷和華爾街的美元源源不斷流向班加羅爾、古爾岡，在一個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的國家，流水線的生產出互聯網新貴。為什么印度的創業者和企業家羽翼未豐，就將槍口瞄準他們？

后發優勢還是后發劣勢？

沒有人會在印度找到一個現成答案。流行的解釋是，一場膠著的全國性大選即將來臨。

印度零售行業協會吹響保護主義的號角。他是零售行業的游說組織。印度的零售業主要由大街小巷上的夫妻店構成，規模達1500萬家，占印度零售市場的93%。迄今為止，印度零售業仍未完全向國外資本開放。

2014年，代表BJP的印度***莫迪執政后，“印度制造”和“數字印度”是他主打的兩塊經濟牌。顯然，電商新政并未延續他相對自由化的改革承諾。

在2018年底的地方選舉中，執政黨BJP連丟北方五邦，這里是其2014年全國大選中的票倉，北方中下基層的農民和小工商業者曾是莫迪的鐵桿擁躉。地方選舉的失敗讓BJP看到危機。

中下階層選擇“背叛“BJP，在他們看來，BJP和莫迪先拋棄了他們。他們不僅未從莫迪新政中獲利，反倒成為犧牲品，尤其是2016年底的廢鈔政策和2017年中的GST改革。廢鈔政策曾導致印度數百名走投無路的農民自殺。

現在，BJP不敢再向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印度零售行業協會說“不”。

同時，在對外國互聯網巨頭的聲討，精明的印度工商業巨頭則發現可趁之機。他們試圖把自己包裝成抗擊美國人的民族英雄，就像由自主建設第一條鐵路的塔塔。

2018年12月，在古吉拉特首府艾哈邁達巴德，印度首富、信實集團掌門人安巴尼在一場全球商業峰會上聲稱，“數據殖民壞透了，就和傳統殖民那樣，”他認為，“印度的數據必須掌握在印度人和印度公司手里，而非那些國際巨頭。”

這并非巧合。僅僅數周前，信實集團宣布進軍電商。《金融時報》前駐孟買記者詹姆斯詹姆斯 ?考伯垂（ James Crabtree ）所著的《印度：鍍金王國》里，他考察了信實集團的崛起。從一家煉油廠起家，短短幾十年時間，他的產業橫跨地產、金融、電信、傳媒。現在，安巴尼宣布進入電商，試圖將自己變成塔塔和馬云的合體。這足以證明印度精英富豪與政治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相比之下，印度的互聯網新貴盡管立場自相矛盾，處境卻更容易理解。

2017年初，WhatsApp公布自己的支付計劃，建立類似微信的超級平臺，因為用戶超過兩億， 印度順理成章的成為WhatsApp的試驗田。

自此，WhatsApp的支付計劃開始與本土的Paytm發生正面沖突。后者為印度最大的支付公司，號稱印度支付寶，螞蟻金服是其最大股東，創始人維杰?夏爾馬（Vijay Sharma) 被戲稱為“印度馬云”。

去年年中，電子和信息技術部也致函印度國家支付公司，以驗證 WhatsApp 支付的合規性，并檢查 WhatsApp 是否與其母公司 Facebook 共享數據。維杰?夏爾馬則不停發難，聲稱WhatsApp支付的安全性存疑。

WhatsApp的支付計劃就此中斷，至今仍未推出。相反，不時傳出消息，WhatsApp有意退出印度。

Paytm的案例折射出印度創投圈繁榮表象之下的危機感。不管是在德里，還是班加羅爾，不管是在私下場合，還是媒體的公開評論，應對危機的方案，不少印度創業者堅持，師法中國的互聯網監管政策，學習善于建墻的中國人，御“敵”于墻外。

這種符號化的解讀，過濾了中國互聯網產業崛起的諸多關鍵細節，也置之不理中印兩國互聯網迥異的土壤。

首先，像中國的電商產業，在誕生之日，并未受到政策保護，他們和外國對手幾乎同時起步。不一樣的是，由于印度電商起步晚，加上缺乏供應鏈，他們將自己的脆弱暴露在對手視線里。

其次，相比中國用戶，因為英語使用者甚眾，印度用戶更容易接受西方的互聯網產品。Facebook、Quora和Medium這些社交平臺，印度用戶均為第一，就是例證。這給本地創業者留下的空間很狹窄。

此外，與外界的理解相反，中國的監管部門對創新的態度，在高壓與縱容之間搖擺。在當局聲稱的有關“信息安全”的行業，比如社交網絡等，清楚的劃出一條條紅線。但是在線上貸款和支付，包括電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在監管政策之外，因此中國互聯網得以野蠻生長。

相反，印度的監管部門則謹慎的多，經常被創業者抱怨“手伸得太長”。

總之，智能手機滲透率低，移動互聯網起步晚，因此，印度創業公司在起步時，早已列強環伺。襁褓中的嬰兒，得在舞臺上和一個肌肉發達的成年人打拳擊。

這將印度政府置于兩難境地：如果不采取保護措施，印度本土互聯網產業幾乎沒有立足之地；而一旦選擇歧視立場，他們又如何說服外國公司到印度投資？

緊張與誘惑

中國公司可稍出口氣，他們醒目缺席對外國公司的“審判”。但這并不值得額手稱頌。BAT的影響力，還不足以讓印度對手送他們上“審判臺”。

BAT并非沒有征服南亞次大陸的野心，但與在全球征伐的美國公司相比，還很稚嫩。

2012年初，騰訊在古爾岡組建了一支由十余名員工組成的團隊，開始大規模營銷。“我們在廣告期間贏得了大約2千5百萬名用戶。連續45天微信是Google Play商店中排名最高的應用程序。”微信印度的一位前高管曾向印度媒體透露。

不過，微信后來在印度水土不服，逐漸式微。騰訊開始改變自己的策略，不再直接參與運營，轉而投資本地的創業公司，比如印度的社交應用Hike等。

阿里巴巴在印度的軌跡也大抵相似。本地化策略遇阻后，開始支持本地公司。提供資金，而不直接與印度公司發生正面沖突，這是印度人眼里的“模范生”。

“印度歡迎外國資金，但不歡迎外國公司。”印度一位知名的創業者曾對外表示。

不過，在美國企業與印度公司激烈的肉搏中，中國公司并非可以置身事外的旁觀者。

以電商為例，在2018年，一家來自杭州的企業Club Factory, 成為印度市場的黑馬。他的GMV僅次于Flipkart和亞馬遜之后, 排名印度第三。

印度激進的電商新政出爐后，上海的一位天使投資人向筆者打聽：這是因為選舉季的短期行為嗎？他決定推遲在印度市場的投資，“大選之后再看看”。

此外，印美交鋒中的核心議題——數據安全，也將中國公司卷入其中。

市場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數據顯示，2018年，在印度前十大Android應用中，5款來自中國，一年之前僅2款。

而在這五款應用，絕大部分都與視頻產品有關。這正在引起印度監管部門的警覺，相應的規則正在制定中。

印度IT和電信部長近日表示，中國的內容公司，應該將數據存儲在本地，而不是帶回中國。類似的要求，印度監管部門也曾向美國公司提出。

此外，任何擁有超過500萬用戶的應用，該部長建議，新規應強制其設立印度辦公室，而且雇傭一名印度高管，以處理相應法律問題。

顯然，與美國公司相比，中國公司在印度的經營環境更加惡劣。首先，他們幾乎無法從中國政府獲得奧援。而當印度政府曾強推數據本地化法案時，美國的數名政要，包括來自兩黨的多名參議員和眾議員，致信印度監管當局。

其次，中印兩國之間的信任非常脆弱，一旦外交關系風吹草動，中國公司都容易成為傾瀉民族主義情緒的出口。

4月份即將到來的全國大選，則讓在印度風生水起中國的內容公司倍感壓力。數家企業均對筆者表示，正在部署更多人員，審查印度用戶上傳的內容。

自從劍橋分析事件爆發，這對全球的社交媒體的數據安全提出疑問。在全球各地的選舉中，社交媒體的角色受到越來越多的拷問。

Facebook和谷歌成為眾矢之的。但是，當一批中國內容公司走出國門，收獲海外用戶時，中國的社交平臺不得不面對從未應對的難題：如何保證自己在國外的選舉中獨善其善？

4月的印度大選將是一塊試金石。

與美國企業相比，這是中國公司更明顯的短板。其實很少有中國公司清楚，如果處理得當，印度大選也是一門回報頗豐的生意。

2014年的印度大選，總共花費接近50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其中，相當的預算被用到社交媒體。此外，即便人均收入不到兩千美金，印度政府在廣告開銷上頗為大方。以2016年為例，印度政府是排名第二的廣告主。

中國內容公司常抱怨印度的廣告變現能力，大選這塊“大蛋糕”正在制作，他們敢上前啃一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