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硅谷科技公司一直屹立于浪潮之巔，引領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隨著硅谷高科技企業的成功，硅谷的那些資深投資人也被捧上了神壇，硅谷投資邏輯更是被國內VC/PE從業者奉為圭臬。

正如同“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由于中美兩國國情不同，高科技產業發展所處的階段和面臨的問題也不同。盲目對硅谷邏輯生搬硬套容易誘發一系列惡果。

盲目遵從硅谷投資邏輯容易導致資金錯配

近年來，中國芯片大量依賴進口，在2017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出口逆差再創新高，達1932.6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16.6%。缺“芯”已經稱為中國制造的一塊“芯”病。

在整個信息技術產業對中國芯無比渴求的情況下，卻發生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民間資本和大型商業公司在互聯網、區塊鏈等領域大肆炒作概念，但鮮有投資投入重金發展集成電路產業。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是，互聯網公司彼此之間在打車軟件、送餐軟件、共享單車等領域的血拼動輒消耗幾十億、上百億的資金。

之所以這些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中國VC/PE行業早期入行的人都是硅谷教出來的學生，因而在投資時將硅谷邏輯奉為圭臬。按照硅谷投資邏輯，集成電路等風險大、周期長、技術門檻高的行業必然被投資人擯棄，而像互聯網這種來錢快的行業必然受到資本熱捧。進而導致集成電路等資本密集型行業長期供血不足，使中國在芯片上長期受制于人，而且在局部領域差距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盲目遵從硅谷投資邏輯不利于中國企業突破核心技術

由于硅谷投資邏輯對于項目能否經得起商業市場的檢驗有非常高的要求。這就會導致“短、平、快”的項目更能獲得投資人的青睞。這就使中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偏向于技術應用，而不是底層技術研發。

就硬件來說，國內芯片設計公司更加趨向于從國外購買技術授權，而非從底層開始自主研發。中國手機芯片廠商賣出去了上億片芯片，但芯片里的CPU的源代碼沒有一行是自己寫的，全部從ARM公司購買。而真正從底層開始設計芯片的公司，卻被很多業內人士蔑視為自不量力的“堂吉訶德”，在資本市場上被視為“毒藥”。

就軟件來說，由于硅谷邏輯的存在，使獲得資本青睞的大多是只做短線規劃的項目，這就使中國在基礎軟件上異常脆弱。雖然中國有QQ、微信、支付寶等一大批應用軟件，但在操作系統、數據庫、中間件等基礎軟件上，市場份額卻微乎其微，基本被微軟、谷歌、甲骨文、IBM等公司壟斷。即便是Linux，KVM，Xen，OpenStack，HADOOP，Docker，Mysql，OpenJDK等開源軟件，中國龐大的程序員數量和中國相對有限的代碼貢獻量極不相稱。可以說，中國寫Java的程序員有上百萬人，寫JavaScript的程序員也有上百萬人，寫QT的也很多，但Java虛擬機、JavaScript引擎、QT庫卻沒多少人干。

正是因為硅谷邏輯更加傾向于各種搶風口、“短、平、快”的項目，使需要長期投入的基礎硬件和基礎軟件無人問津，進而使中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建設在美國人的沙灘之上。

應當建立一套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投資邏輯

以史為鑒，硅谷邏輯其實僅適用于美國這樣在高科技產業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作為工業后發國，要想在高科技產業上追趕美國，盲目遵循硅谷邏輯是自尋死路。日本和韓國曾經在集成電路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但遵循的都硅谷不是邏輯。

在上世紀70、80年代，日本推行“官產學”模式。官指的是政府、產指的是企業，學指的是大學。日本政府將富士通、日立、NEC、三菱、東芝等一批大企業與日本頂尖學府綁在一起，并提供充足的資金讓大家“燒錢”。

日本政府通過這種不求短期回報的長線投資，使日本半導體產業得到跨越式發展。從1970年至1985年，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產值增加了5倍，內需增加了3倍，出口則增加了11倍。至上世紀90年代，全球排在前10位的半導體企業中，日本企業占據半壁江山。

與之類似，韓國的三星、SK海力士等半導體巨頭崛起的過程中，也沒有遵循硅谷邏輯，三星的“反周期投資”更是完全背離硅谷邏輯的舉措。但正是依靠“反周期投資”這項看似“自掘墳墓”的舉措，卻把美國、日本、中國***的半導體廠商打的節節敗退，使三星成為存儲芯片和液晶面板的霸主。

總而言之，作為工業后發國，中國應當借鑒日本和韓國的成功經驗，摒棄被實踐證明“弊多利少”的硅谷邏輯，開創出一套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投資邏輯。

之所以強調社會效益，主要是因為建立在美國基礎軟件和硬件上的中國信息產業已然成為大國博弈中，中國最大的短板。何況核心技術和國防安全是無論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硅谷邏輯一味的強調短期經濟效益，放在宏觀層面上，反而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