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融合多種新趨勢的突破性式技術創新，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突破的總體方向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面臨著難得的“直道超車”的歷史機遇。為了抓住這一機遇，中國既要發揮好市場的力量，也要通過政府這只“無形之手”發揮好產業政策的作用，但面對新的局勢，不能簡單地直接搬用過去產業政策實施中的成功做法。

摘要

當下全球正處于技術和產業發生深刻轉變的時期，這一深刻轉變，預示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來臨。此次工業革命與前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差異表現在創新范式上，前者為組合式創新范式，后者為采摘果實類創新范式。創新范式的巨大差異，使得第四次工業革命有著不同于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基本邏輯，其進程難以通過采取通用技術或主干技術分析這類方法加以把握，盡管這一方法對于分析前三次工業革命是適用的。作為融合多種新趨勢的突破性式技術創新，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突破的總體方向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面臨著難得的“直道超車”的歷史機遇。為了抓住這一機遇，中國既要發揮好市場的力量，也要通過政府這只“無形之手”發揮好產業政策的作用，但面對新的局勢，不能簡單地直接搬用過去產業政策實施中的成功做法，而必須與時俱進，對產業技術政策、產業結構政策、產業布局政策、產業組織政策進行新的籌劃和必要轉型，以提升中國適應、參與和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能力。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項目“工業增長新動能的培育”、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建設工程“發展經濟學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我們正處于一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對此已無人質疑。但對與此次變革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卻尚無一致看法：如，這次變革，究竟只是一次舊革命的延續，還是一場在舊革命基礎上“顛覆式創新”的革命？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次變革的內涵與外延如何界定？在此背景下，中國應如何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等等，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充分討論，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也正因為如此，杭州二十國集團峰會上發布的《二十國集團新工業革命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二十國集團成員峰會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要開展合作研究，討論新工業革命的趨勢及影響，形成新工業革命發展進程的共識；要發布一份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起草的新工業革命報告，概述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準確判斷當前工業革命所處的階段、新工業革命的基本邏輯及方向，對于中國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充分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舉足輕重。對此類問題進行討論，也不僅僅是因為在這些問題上尚無共識，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實質性地關涉到中國能否以主動應對的方式，有效地抓住這次新的機遇實現“直道超車”。

一、如何理解當前工業革命所處的階段

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在美國爆發，為了應對此次危機，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了產業振興和技術創新政策，積極推動一場新的產業和技術變革，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能，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日益涌現。但各界對于此次革命的認識并不一致，這次革命也由此被冠以各種名稱，尤以第三次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提法最為流行。

２０１２年英國《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題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短文，把３Ｄ打印作為全球正在發生一場新的技術革命的標志，并宣稱世界正在發生第三次工業革命①，由此第三次工業革命迅即成為國內的熱門話題。與此并行的是，２０１２年德國成立工業４．０工作小組，并于次年發布了《工業４．０》報告，宣稱世界正在邁向第四次工業革命②，此后，國內又開始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討論雖然日漸增多，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提法并沒有因此銷聲匿跡，由此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對當前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有人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有人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在經濟學界同時使用，更令人驚詫不已的是，甚至無人質疑兩者并存的狀態是否合理。對此現象或可解釋為，國內的政府部門、學術界認為，究竟應把當前的工業革命稱之為第三次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無關緊要，只是個名稱而已。為了避免所謂的不必要爭論和前后稱謂不一致的尷尬，部分文獻干脆將其稱之為新工業革命，而在政府相關文件中，迄今也鮮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提法。此種態度，看似非常實用，無關大雅，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因為我們對當前發生的革命理解得不透徹、不深入。

① 《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學人》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② 張其仔主編：《產業藍皮書：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２０１４）

當前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到底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個問題背后所蘊藏的疑問是，這場革命究竟是一場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新工業革命，還僅是一場舊工業革命的延續？任何一次能稱之為工業革命的革命，必定是突破性的，具有顛覆性，而作為一種延續舊工業革命的革命，則只可能是漸進式的。把當前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變革，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意味著這次工業革命具有突破性，而將當前的工業革命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無論如何宣稱其具有何種革命性，都只能意味著這次工業革命具有漸進性。面對不同性質的工業革命，一個國家的應對策略不應相同，不同的應對策略，其結果可能有天壤之別。所以，究竟哪種稱謂正確，涉及對這次變化的規律和本質的深層認知，而只有對這次變化的規律和本質有了正確的深層認知，決策部門才能制定出適應變化的科學政策，進而采取合理化的行動，中國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培育自身的優勢，更好把握這場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

賈根良（２０１４）從經濟長周期的角度，對當前的工業革命進行了定位。他提出，歷次工業革命都是百年周期，都包含著兩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奇數的長波相對于上次工業革命都具有間斷性和“飛躍性”，偶數的長波則與上次奇數長波具有連續性并以其為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第六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即“可再生能源革命”的長波無疑是以信息通信技術革命長波為基礎的。因此，在他看來，這次工業革命只是第三次信息技術革命的延續或者深化。德國政府２００６年發布了《德國高技術戰略》，以此為基礎，２０１０年又推出了《２０２０高技術戰略》，提出了一系列重點關注的戰略領域，工業４．０位列其中。２０１１年德國舉辦了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并在這一博覽會上提出了工業４．０的概念。２０１２年德國成立專門的工作小組，對工業４．０開展研究，并于２０１３年４月發布了相關研究報告，該報告分別把水、蒸汽動力機的發明、電氣化以及始于上世紀７０年代的信息化稱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并且提出，目前世界正邁向一場新的工業革命，也就是工業４．０時代（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４．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世界經濟論壇把第四次工業革命作為焦點話題，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宣稱，新的工業革命不能被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延續。

從經濟發展的歷史看，一個長經濟周期的產生會和一場重大的技術革命相伴隨，一個長經濟周期的結束會與一場重大技術革命的潛力消耗殆盡相聯系。從生產率的變化趨勢看，在周期開始階段，生產率增長緩慢，而后生產率大幅度上升，經過一個時期的大幅度上升后，生產率又會出現下降。生產率的這種變化趨勢是典型的果實類創新范式的特征。果實類創新范式將通用目的技術的創新稱為生長出新的果實，開發、拓展創新的應用，就是一直在采摘果實。依據采摘果實類創新范式，一項新的通用目的技術出現初期，因為技術不成熟、應用范圍有限，收益只能是涓涓細流，當通用目的技術得到提升、擴散后，其收益將變成滔滔洪流，但隨著技術擴散潛力消亡，技術所帶來的收益又將復歸于涓涓細流③。然而除了采摘果實類創新之外，還存在另外一種不同類型的創新———重組式創新。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９８）將舊思想重組視為新思想產生的源泉，就好比育種時，將現有植物進行雜交，產生新的品種，這些品種將作為新的品種進入原有品種庫中，如此循環往復，植物的品種將會越來越多。以此方式進行的創新，創新速度必然大幅度提高，新思想也不再構成對增長的約束。數字化技術的發展為思想重組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推動著創新范式從采摘果實類創新向組合式創新轉變，新技術的產生、擴散、拓展速度空前提高，故難以用過去百年周期的規律來推斷未來新的經濟周期進程。

③ 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安德魯·麥卡菲：《第二次機器革命》，蔣永軍譯，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７～１８３頁。

第三次工業革命是由信息技術推動的，信息技術可以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通用技術。這就意味著，承載著信息技術的電子信息產品與其他各種產品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如果把各種產品之間的聯系計算出來，根據這些聯系繪制一幅產品空間圖，則那些體現通用技術的產品，必處于中心位置。因此，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否正在讓位于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可以通過考察產品空間結構是否發生重大變化，也即體現信息技術的電子類產品在產品空間圖中的位置是否發生變化進行推斷。借鑒Ｈｉｄａｌｇ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的研究方法，李顥、張其仔（２０１３）構建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的產品空間圖，結果發現，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間，作為信息技術載體的電子信息類技術產品在產品空間中的位置發生了較大變化，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間位于產品空間中心區域，但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演進，這些產品逐步偏離中心區域，最終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間被分離到了產品空間的外圍，與木材加工、紙制品乃至服裝制造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處于同樣的位置，成為外圍集群的“成員”。

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讓位于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的結論，還可從生產率的變化趨勢中得到佐證。雖然我們不能用百年長周期的觀念來判斷當前新的產業革命所處的階段，但對于一場舊的工業革命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還是可從生產率變化的角度發現其端倪，意即生產率是否在經過了一個較大幅度增長后走向停滯。２０１３年美國經濟學家ＬａｒｒｙＳｕｍ－ｍｅｒｓ在ＩＭＦ夏季演講中，針對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低經濟增長率、低就業增長率、低通貨膨脹率等現象，提出美國經濟進入了長期停滯期（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美國經濟學家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２）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歷史進行了回顧后也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增長出現停滯。雖然研究者對美國以及全球經濟是否會從此進入長期停滯期尚有爭議，但兩位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已經出現停滯問題的發現，卻從另一個角度為新的革命正在到來提供了證據。

二、如何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勢

為了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戰略和政策，如《中國制造２０２５》《“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等。為貫徹落實《“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同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等有關部門根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新變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產品和服務指導目錄》（以下簡稱《目錄》）２０１３版作了修訂完善，形成了《目錄》２０１６版，依據規劃明確的５大領域８個產業，進一步將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細化到４０個重點方向下１７４個子方向，近４０００項細分的產品和服務。中國政府這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否符合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趨勢？對此，需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大趨勢進行探討，只有充分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大趨勢，我們才能對中國政府所強調的重點領域和方向是否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大趨勢相吻合作出評價。

從技術層面考慮，第四次工業革命究竟具有何種特點？在分析一場產業革命時，通常的做法是，把推動此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區分為通用技術和一般技術，并把研究的重點放在通用技術上。有的研究在分析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仍沿用了傳統的邏輯，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智能化，把智能化作為此次工業革命的樹干。這種研究方法有助于突出重點，讓研究者不至于迷失在紛繁復雜的細枝末節上，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大特點是重組式創新，此次工業革命是要長出一片叢林，叢林中不同的樹種會結出不同的果實，不同的果實通過組合，再不斷地長出新的樹干，結出新的果實，所以用過去的分析模式和邏輯將難以準確地分析此次工業革命的進程，把握其發展規律。

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特點的把握既不能失之于簡單化的概括，也不能陷于層出不窮的新概念、新提法的迷霧中，否則，我們無法對中國政府所強調的重點領域和方向是否符合大勢做出合理的評價。要深刻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內涵，有兩種路徑，一是分析第四次工業革命提出的背景，另一個則是對有關新工業革命的各類文獻進行梳理，通過歸納分析，提煉出新工業革命的規律和特點。

第四次工業革命雖然是對全球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技術變革的統稱，而不僅僅是指德國提出的工業４．０，但在各國推進新技術革命的戰略中，惟德國提出的工業４．０戰略是明確地基于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一理念基礎之上的，所以研究德國提出工業４．０的背景，更有助于理解第四次工業革命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及其意義。德國的工業４．０戰略初期是作為其《高新技術戰略》的組成部分提出的，德國于２００６年發布的《高技術戰略》明確提出其目標，就是支持德國科技創新在歐盟乃至全球市場上處于領先地位。在對２００６年《高技術戰略》實施的效果進行評估、分析后，德國政府認為，這個戰略取得了明顯成效，促進了德國研發投入的增長和研發人員、技術人員就業規模的擴大。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間，德國私人部門的研發投資增長約１９％；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間，從事研究的人員增長約１２％，２００８年研發經費占ＧＤＰ的比重達２．７％，３０％的公司的研發從德國政府改進研究和創新政策中獲益。受此積極評估結果的推動，德國政府于２０１０年發布了《思想，創新與繁榮：德國２０２０高技術戰略》，在這一戰略中，德國政府指出，在未來數十年中，德國將面臨巨大的經濟與金融政策挑戰，需要最大限度地開發現有增長潛力和培育新的、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知識、技術和人才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全球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如氣候變化、人口問題、食物與能源供應、疾病等，都需要靠科技創新加以解決。此外，德國４．０工作小組發布的關于工業４．０報告還指出，德國是制造業強國，有充分開發工業４．０的巨大潛力。德國提出和實施工業４．０戰略，主要是試圖應對兩大挑戰，具言之：

首先是要解決其制造業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德國是制造業強國，２００３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國，其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達１１．４％，美國則降至１０．６％。２００６年發布《高新技術戰略》時，德國仍然是全球制成品出口第一大國，出口占比達１１．３７％。２００７年這一比重雖然進一步上升，但卻被中國超越，降至第二位。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德國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路下滑，到２０１２年已降至１０％左右。在德國政府看來，其制成品出口占比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

除了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外，德國政府還認識到，其制造業未來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更大的挑戰，特別是美國的挑戰。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總體上處于上升態勢，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則不斷弱化；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以及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多對其發展戰略進行了反思，紛紛提出了“再工業化”計劃。西方國家當時提出的“再工業化”，雖然不是要完全重新振興傳統的工業生產，但高舉的也并非新工業革命的旗幟。直到２０１１年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出版，２０１２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提出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西方國家的所謂“再工業化”才開始與新工業革命接軌。概言之，德國提出工業４．０戰略，既是對一場新工業革命的描述，也是德國應對一場新工業革命的整體舉措。

其次，德國工業４．０戰略與前幾次戰略所面臨環境的最大不同點之一，就是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一個國家要成功地在一場新工業革命中占有關鍵地位，就必須有全球視野，使其產業的發展、技術的變革能有效解決和應對人類發展中所面臨的共同挑戰。在德國４．０工作小組看來，工業４．０可以有效應對全球面臨的資源與能源問題帶來的挑戰。

支撐一國經濟發展的不僅僅是經濟資本，還包括自然資本等。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主要解決的是支撐經濟發展的經濟資本問題，人類對自然資本的利用還沒有達到或接近上限。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資源、環境和能源問題開始受到關注，資源環境問題從作為經濟發展的背景存在轉而走向前臺，成為影響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要因素而發揮作用。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進程中，發達國家雖然基本解決了其國內的傳統環境問題，卻并沒有完全緩解全球所面臨的資源環境挑戰，人類對環境的損害并沒有被完全終止。２０１４年ＵＮＵ－ＩＨＤＰ和ＵＮ－ＥＰ發布的《包容性財富報告（２０１４）：對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測度》對全球１２０個國家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進行了測度，其結論是，與１９９２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全球的生產資本增長了５６％，人力資本增長了６％，自然資本下降了３０％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人類使用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化石能源不僅是不可再生的，而且使用過程中會產生溫室氣體，使全球氣溫升高。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全球氣候變暖依然是當前人類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由于此次新工業革命仍處于孕育期，對其方向有著不同的解讀，新的概念、新的技術層出不窮，國內學者在借鑒外國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也做了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和新的技術，詳見表１。為從各種紛繁復雜的概念中提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要素，我們借鑒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質性研究方法，通過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典型文本分析，對各種概念進行重新編碼、歸類，將現有的有關新工業革命的概念、所涉及的技術合并成四類：（１）與數字化相關；（２）與網絡化有關；（３）與智能化相關；（４）與綠色化相關（參見表２）。易言之，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次聚合了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綠色化四大趨勢的破壞式技術創新⑤。

④ ＵＮＵ－ＩＨＤＰ、ＵＮＥＰ：《包容性財富報告（２０１４）：對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測度》。

⑤ 鄧泳紅、張其仔：《中國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戰略選擇》，《中州學刊》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三、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應如何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

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對中國適應、參與和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２０１６年９月，張維迎教授與林毅夫教授對于產業政策的兩種不同見解引發了經濟學界的熱議，雙方圍繞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展開了一場論戰。盡管對產業政策作用的理論爭論仍將繼續，但實踐中，國家沒有選擇，必須擁有產業政策，關鍵在于要實施什么樣的產業政策，應如何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國既要堅定地拋棄完全否定產業政策的做法，也要避免不顧歷史條件的變化，直接將過去的一些成功做法套用到新階段的做法。第四次工業革命有其自身的特征，通過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抓住其為我國提供的直道超車的機會，對產業政策實行轉型是必要的。

１．產業技術政策的轉型。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政策的技術目標，就是通過模仿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實現模仿式創新，不斷縮短與發達國家在優勢產業方面的差距，是一種追趕型的產業技術政策。就當前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技術水平而言，中國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仍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的產業發展，面臨著發展中國家在邁向高收入國家過程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即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其發展水平會越來越高，離技術前沿的距離越來越短，后發技術紅利也會越來越少。由此通過追趕維持平穩增長的壓力將越來越大，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必須在追趕的過程中，同時著手推動技術前沿相關課題的研究。所以，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產業技術政策目標要實現由追趕主導型向并跑和領跑主導型目標的轉型，第四次工業革命無疑凸顯了這種轉型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其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了發達國家重振制造業的雄心壯志，使中國制造業在發展中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為迎接新工業革命的挑戰，近年來，不少國家都出臺了制造業中長期發展戰略，如德國的“工業４．０”、法國的“新工業法國”、歐盟的“歐洲工業數字化戰略”、韓國的“制造業創新３．０”、印度的“印度制造戰略”、西班牙的“工業連接４．０”、俄羅斯的“國家技術計劃”、日本的“機器人新戰略”等等，這一系列計劃的實施，將形成新的技術前沿和新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從而極大地改變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成本雖然出現一定幅度上漲，已高于一些發展中國家，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伴隨第四次工業革命出現的機器對人的替代，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就會消失，很難再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與此同時，新生產可能性邊界和新的技術前沿將使得原有前沿技術變得過時，弱化追趕型發展策略的紅利，提高并跑和領跑型技術策略的紅利。

第二，第四次工業革命將使傳統的產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使追趕型策略下追趕對象和追趕路線的選擇變得極其困難甚至不可能。第一次產業革命形成了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國際分工，第二次工業革命產生了全球的產業間分工，第三次工業革命則帶來了產業鏈分工，產品的生產分為不同的環節，不同環節擁有不同的附加值。在此背景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追趕目標較為明確，即向產業鏈的高端攀升。第四次工業革命將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全球產業分工將從產業鏈式分工向產業網絡式分工轉化，多層次的網絡化制造格局將由此形成。在這一新的背景下，保證追趕型策略成功的信息條件不復存在，全球產業分工的網絡化，使得全球產業分工更加平等，確定追趕對象和追趕路線所需的信息呈爆炸式增加，而且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要對此精準把握，困難重重。

第三，全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技術革命，這為我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近些年來，我國已相繼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在國際科技前沿已占有一定地位，但企業進行前沿性技術創新的能力以及培育和發揮先發優勢的能力仍然不夠強，實施顛覆性創新的能力仍有待進一步積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２０１５年世界知識產權報告》中指出，我國在３Ｄ打印、納米技術和機器人工程學３個領域的專利申請方面表現不俗，自２００５年以來，全球３Ｄ打印和機器人工程學領域的專利申請中，我國專利申請所占比重超過四分之一，在納米技術方面，我國是第三大專利申請來源國。中國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能力正處于積累時期，這也為我國實現產業技術政策的轉型提供了現實基礎。

２．產業結構政策的轉型。

中國產業結構雖然在不斷優化，但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仍然較重。中國產業結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勞動與資源密集型產業、低技術含量的產業雖然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但卻面臨較大的成本上漲、質量提升、環境保護壓力；中高端制造產業發展能力不足，總體而言不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服務業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經超過工業，但總體競爭力不足，服務出口中的知識和技術含量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中國進行結構性調整的任務之一，是要通過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增強中高端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中高端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產業政策一直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工具，在解決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中國產業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問題時，產業政策仍應發揮重要作用，但其方式需要轉型。傳統的產業政策發揮作用，涉及識別需要支持的產業，這些產業通常具有較大的外部性。識別方法包括通過投入產出表分析產業的帶動效應篩選出應進行扶持的主導產業；通過分析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或水平較高國家的產業結構，確定產業發展的重點等等。這些方法對中國產業政策的制定起到過重要作用，但此類做法在漸進式技術變革時期比較有效，因為在這樣的背景下，產業變革的趨勢和方向較易判斷。而在面臨突破式技術變革和創新時，這些方法就會面臨很大的挑戰，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產業之間的關系將會被重新塑造，產業間的技術關系將發生顛覆性變化，無論是政府，企業或專家都無法根據歷史的產業關聯科學地識別出真正的主導產業來。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是一次突破式創新，這一變化是全球性的，發達國家推進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規劃，雖然對中國制定產業政策會有所啟發，但發達國家的產業格局同樣正在被重塑，中國將很難通過跟隨發達國家策略選擇出需要支持的主導產業。對通過識別出主導產業，實行針對性極強的產業政策的更大挑戰性還在于，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化、網絡化的特點正在重新定義產業的邊界，產業與產業之間的融合趨勢十分明顯；由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因素所引起的創新方式的變革，使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的擴散路徑更具隨機性、多樣性。

針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有兩種類型：一種就是選擇識別出主導產業，對此實行更具針對性的干預，我國傳統的產業政策就屬于這種類型；另一種就是政府使用范圍更廣泛的政策，在這樣的一種政策下，“只需要確定受惠于這些政策的行業與那些被這些政策抑制的行業相比”，能為社會帶來更多的學習效益就可以了，“企業和行業會在一個經濟體中自我選擇，具有更強學習能力企業和行業的擴張會提升整體經濟能力”⑥。與第一種方法比，實行更具針對性的產業政策的益處是，可以促進更多的知識積累和更快速的經濟增長，從而具有更高的效率，但這一方法對國家的治理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且需要能準確識別出“更具針對性”的具體產業。總體而言，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選擇運用較“廣泛的政策工具的產業政策”較為可行。

⑥ 約瑟夫·斯蒂格里茨等：《增長的方法：學習型社會與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陳宇欣譯，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６８～２６９頁。

３．產業布局政策的轉型。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早期的產業布局政策多以主導產業為導向，根據資源稟賦、人力資本、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等因素進行產業布局。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各地區的生產要素價格出現變動，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擴大，東部地區土地、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大城市的低端產業亟待疏散，產業政策長期關注的是國內區域間的產業布局和轉移。但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中國的部分產業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具備了向國外擴展產業布局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產業的國際化布局，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的創新資源，擴大創新可利用的知識池。

要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個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就必須使政策不僅能利用其在知識和學習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而且能夠不斷地提高這種能力。影響這種能力利用和培育的因素很復雜，但擴大可利用的“知識池”肯定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實施開放式創新策略則是擴大“知識池”資源的加速器。

一個國家要處于國際創新的最前沿，就必須利用國際科技資源，建立全球創新網絡，實行開放式創新戰略，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對產業進行全球化布局是支撐開放式創新的關鍵措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學習在地理上是局部化的，學習的局部化也是源于信息流動的局部化。當人們在地理上分開后，聯系的密度就會降低，溝通的效率可能也會打折扣。”⑦實現產業的全球化布局，可以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聯系，提高溝通效率，克服局部化學習所帶來的障礙。

⑦ 約瑟夫·斯蒂格里茨等：《增長的方法：學習型社會與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第７７頁。

４．產業組織政策的轉型。

第四次工業革命在產業組織上未來會形成兩種趨勢，一種是分散化的趨勢，另一種則是高度集中化的趨勢。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某些情況下會形成一種贏家通吃的局面：數字化創造了贏家通吃的市場，數字化產品的容量限制已經日益變得無關緊要，產品的生產者僅憑自己再加上一個網站就能創造成千上萬的客戶群體；交通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進步擴展了公司的業務范圍，使得那些次優產品的生產者，無法通過消費者的無知或者地理的障礙來保護他們的邊際利潤了；網絡及其標準化應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此產生的網絡效應會創造贏家通吃的局面⑧，在這樣一種趨勢下，企業的相對優勢會帶來絕對控制。

第四次工業革命同樣為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更大空間。易言之，３Ｄ打印技術與物聯網的結合，會產生一種新的制造模式，即云制造模式，這是一種替代大規模生產的方案，且由小規模、分布式節點組成，是一種由小型制造企業組成的超大規模網絡的分布系統⑨。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催生分散式的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降低商品和服務生產及配送過程中的通信、能源和物流邊際成本。通過去除價值鏈中幾乎所有中間環節的交易成本，中小型企業和數十億的產消者可以在協同共享下以近乎零的邊際成本直接分享商品和服務，降低了創建新企業的成本⑩。基于互聯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互聯網金融，使得中小企業更容易獲得融資，從而突破傳統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小企業融資難對其發展的資金約束。

⑧ 埃里克·布萊恩約弗森、安德魯·麥卡菲：《第二次機器革命》，第１７７～１８３頁。

⑨ 胡迪·利普曼、梅爾芭·庫曼：《３Ｄ打印：從想象到現實》，賽迪研究院專家組譯，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９頁。

⑩ 杰里米·里夫金：《零邊際成本的社會：一個物聯網、合作共贏的新經濟時代》，賽迪研究院專家組譯，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３頁。

面對上述兩種趨勢，產業組織政策的核心是創建一種大中小企業融合發展的格局，在具體實施機制上就是要協調好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創新政策的關系，不僅要支持大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平臺型企業的發展，同時要加強對企業壟斷行為的監管，充分發揮大企業的引領作用，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國內學者較為關注產業政策的實施，而將競爭政策作為產業政策可有可無的補充，甚至將競爭政策看作一種特殊的產業組織政策，認為競爭政策應該服從于產業政策?。從性質上看，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都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的政策手段，目的都是促進產業部門的發展，彌補市場的缺陷。但兩種政策在實施機構、利益出發點、產業指向性、作用時間點、實施手段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我國的產業政策通常是通過國務院、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科技部等部門發布，以生產者為導向，具有明確的產業指向，且對產業的支持具有預期性和提前布局的特點。相應地，競爭政策的實施機構為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商務部、國家工商總局等執法機構，沒有特定產業指向，主要對違反競爭的企業行為進行事后調節。兩者之間有時難免發生沖突，所以，協調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的關系，在機制上加強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十分必要，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個大背景下尤其重要。

產業組織政策轉型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則是要建立一種無許可創新的體制機制，競爭是鼓勵創新的一種方式，但還有一種機制，就是要以創新法律來管理創新。創新是一個不斷發展和試錯的過程，但政府管理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的特征，所以，政府往往會讓創新與現有法律法規相適應，而不是相反，否則會阻礙創新。為了破除這一阻礙，政府應建立一種無許可創新機制，就是新技術的創造者，在其服務投放市場前無須得到政府許可，新技術、新的商業模式除非其被證明會給社會帶來嚴重危害，否則都應該被默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