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思想無論對錯，都比世俗理解的更有影響力。事實上，世界就是由這些思想統治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財富是什么？

200 多年前，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指出，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人們用以衡量財富的標準是多種多樣的，“在早期社會，牲口被當作商業上的通用媒介；在印度的某些沿海地區，人們使用的通用媒介是某種貝殼；紐芬蘭是干制鱈魚；弗吉尼亞是煙草；美國的部分西印度殖民地是糖…… ”

19世紀末因發動“單一稅種”而聲名鵲起的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把“財富”定義為：能在未來減少努力的任何事物，包括資本和承諾。按照該理論，財富是可以管理的，管理得好的話就可以減少未來的努力。

財富并不是一個確定不變的概念，事物的價值取決于某個特定時間點上他人的支付意愿。

對于我們現代人而言，我們都是以人民幣、美元、英鎊、歐元、日元或其他貨幣作為衡量標準，而且伴隨著移動支付的到來，我們更多的財富是存在銀行電腦的電子信號里。這些如幽靈般的信號可以通過刷信用卡或點擊鼠標、觸摸手機屏幕的動作，轉換成可以觸摸的物品，比如牛、鱈魚、煙草、糖或任何我們希望得到或者有能力購買的物品。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理查德·霍蘭（Richard Horan）及其同事認為，智人獨有的貿易能力賦予了他們關鍵的優勢，使得他們在與其他古人類物種（如尼安德特人）競爭時得以存活下來，而其他古人類物種卻走向了滅絕。

250萬年間的人類經濟發展歷程中，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內，幾乎什么都沒有發生；然后突然之間，天翻地覆，同時超過97%的人類財富是在最近0.01%的歷史階段被創造出來的。

現在一位普通紐約人的經濟選擇簡直多得驚人，肯尼迪機場附近的沃爾瑪超市存貨數量超過10萬種，有線電視里的頻道超過200個，巴諾書店的書超過800萬種，當地超市里有275種不同的早餐麥片，普通的百貨商店里有150種唇膏，而僅在紐約市就有50 000多家餐廳。

正如經濟歷史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所描述的那樣，“比起自己曾孫輩的生活水平，1750年代的英國人的生活水平與愷撒時期士兵的生活水平更為接近”。

當我們環顧身邊的時候，無論是最大的工業城市還是最小的鄉村，你都被經濟活動及其產生的結果包圍著。地球上每時每刻都充斥著設計、組織、制造、服務、運輸、溝通、購買和銷售等活動。

以上這些活動的復雜性令人難以想象。

像經濟這樣復雜、高度結構化的事物是如何被創造出來，又如何以自組織和自下而上的方式運作的呢？

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就有兩個最重要的議題：一是財富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二是財富是如何分配的。亞當·斯密非常關心財富是怎么從無到有被創造出來的。亞當·斯密說，是通過勞動分工，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增加社會財富。但光靠勞動分工，不足以解釋近200年來人類財富的爆發式增長。

“假設有一座鄉村小鎮，那是一個安靜而簡單的地方，是你逃避現代喧囂生活的去處。鎮上的居民將你擁戴為他們仁慈的統治者，賦予你無上權力，但有一個條件——你要確保鎮上的居民每天飽有其食，蔽有其衣，居有其所。每個人只會按照你的指令行事（沒有指令則一動不動），因此，每天早晨，你必須制作一個工作清單，安排鎮上所有的經濟活動。你要寫下所有必須完成的工作和所有需要協調的事務，以及所有事務的完成時間和順序。無論是確保威瑟斯本夫人花店的玫瑰到貨，還是讓納特利先生的腰痛保單獲得賠付，總而言之，這個清單再詳細也不為過。即便是一個小鎮，這都會是一個太長、太復雜而不可能完成的清單。但這相對于全球的經濟管理來說又是一個非常小的體量。全世界每天、每分鐘要作出數萬億的復雜協調決策，是它們在維持著世界經濟的運轉。然而，并沒有人負責列出全球的工作清單，也不存在一位仁慈的統治者，由他確保莫桑比克漁民捕獲的魚兒要被運到韓國的餐館，被當作計算機工作者的午餐，而這位計算機工作者負責制造個人電腦的零件，電腦會被米蘭的時裝設計師用來設計出被芝加哥利率期貨交易商購買的西裝。可令人感到驚奇的是，諸如此類的事情每天都在自下而上、自行組織地發生著。”

從復雜經濟學的角度看，財富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進化”出來的。財富的起源是一個簡單有力的三步走公式（即變異、選擇、放大）的結果，這也是進化的公式。

很多人可能會問，生物系統的進化是隨機的過程；而經濟系統中，無論是商業模式還是技術進步，都出自人類有目的的設計，兩者是一樣的嗎？

設計是否有目的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統能出現足夠多的變異，并且能夠對變異進行選擇和放大，從而創造出更具適應性的新事物、新知識和新增長，這才是進化的本質。

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將進化定義為一種用來創造“不用設計師的設計”的通用算法。舉個例子來說，常見的陸生蚯蚓就是為了能在北美和歐洲的森林、草地和家庭花園環境中生存和繁衍而存在的巧妙設計。它本質上是一種管狀生物，這種結構能讓它在泥土中穿梭，從一端攝入泥土并從另一端排出，在此過程中吞食大量富有營養的微生物、獲取足夠的卡路里，以便能夠找到更多食物，繁殖后代。這種特殊的設計布滿了接觸傳感器和震動傳感器，可以幫助生物體遠離捕食者。生物身體的大部分身段上都有備用系統，如果被切成兩段，它還可以自行再生。陸生蚯蚓還可以大量繁殖，以便提高后代存活和繁殖的概率。這種聰明設計是由進化算法創造出來的，無須理性設計師的存在。

有些人或許會用“沒有設計師的設計”來解釋生物進化，但為何在擁有許多人類設計師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用“沒有設計師的設計”來解釋經濟領域中的財富創造呢？難道我們不是創造人類經濟的上帝嗎？我們習慣于將人類的理性和創造力看作創造財富的主要驅動力，畢竟財富是由聰明、善于創新的人創造出來的，他們為產品和服務想出新的創意，又為生產和銷售做了許多努力。人類的理性和創造力的確在財富創造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事實與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有些偏差。理性和創造力主張塑造了進化算法對于經濟所起的作用，但并沒有取代它。

想想看你穿的襯衫、褲子或其他衣物——它們的設計由何而來？你或許會說，很明顯啊，是服裝設計師設計的。但事實并非僅僅如此，事實或多或少地更接近于以下這種情況：許多設計師在襯衫應該是什么樣的已有概念上，通過發揮他們的理性與創造力來創造各式各樣的“襯衫”，并將它們的樣子勾畫出來。隨后，這些服裝設計師會查看設計圖，選出他們認為顧客會喜歡的一些設計，并制作少量的樣品。接下來，設計師把這些樣品展示給服裝公司，服裝公司又選出一部分他們認為顧客會喜歡的設計，并安排生產。服裝公司會向不同的零售商展示這些產品，零售商同樣會選擇一部分他們認為顧客會喜歡的設計。有了訂單之后，服裝公司開始批量生產，并向零售商供應這些襯衫。最后，你走進商店，瀏覽各式各樣的襯衫，選擇你所喜歡的并付款。不同的設計、根據某種標準而作出的選擇以及對于成功設計的量產，這一切不僅發生在服裝公司里，也發生在整個服裝市場。你的襯衫并不是設計出來的，它是進化而來的。

你的襯衫是進化出來的而非設計出來的原因在于，沒有人可以從接近于無窮多的襯衫設計中，準確預測你所喜歡的襯衫的樣子。我們將會看到，盡管人類理性中蘊含著能力和美德，但在短時間內對經濟這樣復雜的系統進行預測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作出經濟決策時，我們會盡最大努力發揮大腦的優勢，然后進行試驗，不斷探索向著未來前進，保持和維護有用的部分，同時摒棄無用的部分。我們的目標、理性和創造力確實在經濟中起到了作為驅動力的重要作用，但它們只是作為更廣闊的進化過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經濟進化并不是一個單獨的過程，而是由技術進化、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三方面相互聯系的過程。第一個過程是技術的進化，這是歷史上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1750年左右出現的經濟急速增長與工業革命的技術飛躍恰好吻合，但技術的進化只是一部分，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進化經濟學家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Nelson ）曾指出，事實上有兩類技術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類是物理技術，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技術，例如制銅技術、蒸汽機和芯片；第二類則是指人們組織活動的方式，例如農業、法律、貨幣、股份制公司以及風險投資。納爾遜認為，物理技術曾對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事實上社會技術也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兩者是共同進化的。工業革命期間，理查德·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了精紡機（物理技術），使得大型工廠里服裝生產的方式更加經濟（社會技術），這又反過來刺激人們在應用水力、蒸汽和電力進行制造的過程中作出了許多發明。農業、工業和信息革命的歷史故事大部分都是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相對起舞的歷程。

然而，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的共同進化也只占了2/3的內容，技術本身只不過是理念和設計。服裝精紡這種物理技術本身不是服裝精紡技術，事實上是有人需要它成為這種技術。同樣，工廠這種社會技術本身并不是工廠，而是有人需要它成為工廠這種組織形式。為了讓技術對世界產生影響，有些人或者有些群體需要將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從概念轉化為現實。在經濟領域，這種轉變是經由商業實現的。商業將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融為一體，并將它們轉化為產品和服務帶入現實世界。

商業本身就是一種設計。商業的設計包含了商業策略、組織結構、管理流程、文化以及許多其他因素。通過變異、選擇和放大的過程，商業設計在時間的進程中不斷進化，而市場是對適宜性的最終仲裁者。復雜系統是指一個由許多動態關聯的部分或粒子組成的系統。在此類系統中，部分或粒子在微觀層面的互動將導致宏觀層面行為方式的涌現。比如，單個水分子處于靜止狀態時是相當無聊的，但如果將數十億的水分子放在一起，并適當地賦予一些能量，就會出現復雜的微觀漩渦模型。漩渦模型是單個水分子動態互動的結果。如果只有一個水分子，就不能形成漩渦，漩渦是系統本身的集體或“涌現”的產物。

在“復雜經濟學”中的“復雜”一詞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復雜”。此復雜并非彼復雜。這里的“復雜”強調的并不是問題的困難程度，而是指事物的多元復合。當很多的個體未聚集時，它們的行為會遵循著簡單的規則，而當它們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的時候，一些新的屬性或規律就會在系統的層面上出現。這種現象被稱作“涌現”現象。這種涌現現象所形成的系統，就是所謂的“復雜系統”。同樣以螞蟻為例。單只螞蟻的運動很簡單，但如果一群螞蟻聚集在一起，它們就可以表現出復雜的行為。它們不但能相互交流、傳遞信息，還可以找到通往食物的最短路徑，甚至在災難到來的時候，還可以實現集體遷移。雖然每個螞蟻的行為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通過個體之間的互動，整個蟻群可以執行非常復雜的任務。

經濟系統也是如此。經濟系統之所以“復雜”，是因為在經濟系統中有著大量的互動。每一個消費者、企業、銀行還有投資者，都在不斷獲取信息、對市場作出自己的判斷，然后又根據自己的判斷和預測，調整自己的策略，和其他人進行交易。個體和系統的影響是相互的，市場中的每個人都在不斷適應變動的市場形勢，整個市場也因此不斷迭代和進化。

很多人覺得，國家財富的主要決定因素是自然資源、政府政策以及國家物理技術的發展程度，其實一個國家等社會技術狀況比國家的物理技術發展程度重要得多，即使是資源很少、政府能力較弱的國家，如果擁有強大的發達的社會技術，也能取得相當好的成績。

我們看到自然資源并不是非常豐富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進行學習不斷地提升，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我們也看到了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家，沒有特別的自然資源、特別的技術優勢，但是經過重新的定位與發展，充分利用社會技術，使得在國際中的貿易地位，以及國家都得到了更大的發展，還有我們身邊的韓國。

每個領域的發現都能為其他領域提供可能性，所以社會技術空間其實是和物理技術空間一同進化的。

埃里克·拜因霍克說：“社會技術是我們用以獲取合作益處的組織方式。物理技術會和社會技術一起進化，而且物理技術的創新，將會使新的社會技術得以誕生，就像化石燃料技術使量產模式得以問世，或者智能手機使共享經濟模式得以建立。反之亦然，社會技術也將使新的物理技術得以誕生，例如，如果沒有全球供應鏈，喬布斯也沒辦法打造出智能手機。”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經濟波動和增長模式正是由物理技術、社會技術和商業設計的三向共同進化塑造而成的。

小結：

1、經濟系統不是像“小球碰撞”這樣高度可預測的力學系統，而更像是可以不斷進化的生命系統。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總是理性的，每個人總會以最小的代價去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比如，當打價格戰時。最后的價格可能會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數值，這個點就是所謂的“均衡點”，強調了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價格調節作用。但是現實生活中我們卻看到的是為了市場占有率，各個參與者，進行大量補貼賠本的競爭策略，為了搶占市場，不斷地燒錢。例如我們看到的之前快車、滴滴和優步的瘋狂補貼搶占市場。

傳統經濟學的均衡點意味著市場中各方的愿望得到了充分協調，經濟資源配置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然而，這種均衡分析的方法沒辦法解釋充滿變動的現實世界。

2、經濟看是一個“復雜系統”，其中的“復雜”一詞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復雜”，更在于事物的多元復合。就如經濟活動中每個參與者都不再是理想狀態下的“理性人”，而是受到自身經驗、認知、心理狀態影響的普通人，每個人的行為會隨著環境而改變，也會受到其他人的影響，一致疊加，出現類似于“蝴蝶效應”。比如，當市場上普遍預期股票會上漲的時候，就有可能跟風買進；而當市場上普遍預期股票會下跌的時候，就有可能恐慌賣出。同時作為一個普通人，他們也可以在交易的過程中不斷獲取信息，調整自己的行為策略。每個交易者都能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歸納、不斷積累經驗，這種人類行為的特征又被稱為 “歸納理性”。

3、對于公司來說，真正的關鍵在于，必須盡快讓企業的發展進入收益遞增的正反饋循環。

假如一家公司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技術，當這項新技術被越來越多的客戶所采用，這項新技術也會變得越來越好用。比如，互聯網產品的用戶基數越大，積累的用戶行為數據就越多，對用戶行為的理解和分析也就會越精確。于是，創新的改進也就越多，技術也就越好用。而它越好用，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新用戶。這就形成了一種正向的循環，即所謂的“正反饋”。一旦這種正反饋形成，就產生了“收益遞增”的現象。

在“收益遞增”中，企業越是創新，就能獲得越多的收益。而越多的收益，又意味著可以有更多的投入來研發和創新。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拉開和其他競爭者之間的差距。

因為有了收益遞增現象帶來的正反饋，新技術才能取代舊技術；小而美的創新型企業才能取代發展緩慢的大企業；新興產業才能取代那些夕陽產業；新興國家的某些技術才能超越發達國家。

4、經濟是 “一個有適應能力的復雜系統”，其運作方式遵循著與生物進化相同的邏輯——動態、主體、互動、涌現、進化。

市場是一種非常強大的進化機制，技術創新，包括商業設計、物理技術、社會技術在內的三大力量是促進社會財富增長的絕對力量。

在19世紀，亞當·斯密的思想對于自由貿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20世紀初期及中期，馬克思的愿景激發了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的興起；在20世紀最后的十幾年里，英美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潮與全球資本主義的上升正好契合。在21世界，伴隨社會和物理技術以及商業設計等的發展，我們進入了更加深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當中，復雜經濟學的進化理論，會給我們帶來全新的認識與了解。

當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財富的起源，就能利用這些知識找到為人們創造經濟增長和機會的新辦法。當我們對自然現象更加科學的理解，就會為創造更好的人類生活條件作出了巨大貢獻，對經濟現象的科學理解也有可能給全世界人類帶來福祉，畢竟一種復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會讓經濟社會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