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面對的危機可能遠超過了大家的想象，甚至包括華為自己人在內。如果要為這場危機尋找一個起點，大約100天前的5月16日是恰當的，那天，美國將華為列入了“實體清單”。

沈怡遇到了難題。今年11月，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計劃）最新一次會議將在美國舉行，作為華為3GPP會議團隊一員，她的簽證卻遲遲辦不下來。這在過去是沒有遇到過的情況，過去每年沈怡與團隊會參加6次3GPP會議，見證過第一版5G標準發布的歷史時刻。

團隊里出現了一種猜測，帶有華為標簽的申請人會折戟在簽證一關。畢竟，5G技術被視為可以顛覆產業、帶來變革的科技，大國和科技巨頭在5G賽道競爭，華為已在5G商用上形成領先優勢。沈怡原本以為，只有在終端業務等相關領域，才會感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

現在看起來，華為面對的危機可能遠超過了大家的想象，甚至包括華為自己人在內。如果要為這場危機尋找一個起點，大約100天前的5月16日是恰當的，那天，美國將華為列入了“實體清單”。

自此，陰云籠罩著華為，因為按照禁令，美國企業將被禁止向華為及其關聯的68家企業出售零部件，而作為一家全球化的通訊企業，華為以往的很多關鍵零部件及手機操作系統均來源于美國，例如部分芯片，安卓系統等。

盡管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將禁令延期90天，但在這場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中，美國總統特朗普仿佛“迪奧尼修斯”附體，不時向一家企業發出死亡威脅。

不，華為不是達摩克利斯，它不容忍有一把劍高懸于頭頂。8月19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簽發的總裁電郵里明確，華為進入了戰爭狀態，盡管當天美國宣布將針對華為的禁令再次延期了90天。任正非顯然比很多員工更加理智，免除了一切天真的想法，電郵里說：“公司處在危亡關頭”。

“每個職能部門、每個代表處都要想一想，如果你認為自己不適合這個崗位，可以下崗讓道，讓我們的‘坦克’開上戰場；如果你想上戰場，可以拿根繩子綁在‘坦克’上拖著走，每個人都要有這樣的決心！”任正非寫道。

任正非自認擅長妥協，不善斗爭。不過，與任正非打過交道的人評價他：意志極為堅定，身段極為柔軟，手段極為狠辣。

正如你在過去100天里看到的那樣，華為在主動出擊。

一方面，任正非開始密集接受國內外媒體的采訪，盡管這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困擾，就連坐下來喝杯咖啡，旁邊都會有很多人過來拍照。“太不自由了。”任正非說。但不管情不情愿，任正非都得出來面對公眾。“（華為）公共關系部逼著我要出來講話，他們說‘因為你講話，收視率高，所以你要講，他們講沒有你收視率高’。”

今年2月，任正非在BBC的專訪中稱，華為堅持“以客戶為中心”，他直言：“如果客戶選擇我們，我們就很好為客戶服務；如果客戶不選擇我們，我們可以不為這些客戶提供服務。”6月17日，任正非在接受《福布斯》和《連線》記者采訪時預測，華為將在預期的增長目標上減產300億美元。

另一方面，那些過去很多年里深藏在“保險柜”里的備胎，也都在一一轉正。

8月9日，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正式發布。“鴻蒙”取自《山海經》，有開天辟地之意，它誕生之前，這個世界的操作系統只有蘋果和安卓兩種，都來自美國。但中美貿易戰讓未來多了一種可能性，即郭臺銘所說的 “one world， two systems”（一個世界，兩套系統），“我們一定要做好準備，把另外一個system做得更好。”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說。

當然，無論是技術還是產品上的突圍，對于華為的這場戰爭來說，都還只是一城一池的收復。未來，華為需要在實體清單下長期生活，并且掌握全部的生活能力。

8月15日，任正非再次接受英國媒體采訪，他將華為形容為一架“爛飛機”，機身的補洞需要兩三年，重新恢復振興則需要3~5年。

受“實體清單”事件影響，華為的一些供應商透露，很多訂單遭到波及被砍。華為公司董事長梁華回應《中國企業家》，“實體清單的出現，可能給我們的結構性供應商等帶來了一些影響，我們是長期合作，面向未來，也會解決問題。我們未來的發展機會還是很多的。”

今年4月，余承東曾定下全年目標：華為單品牌實現全球第一，榮耀實現全球前四、中國前二。而隨著5月美國禁止令一出，受影響最大的便是華為的手機終端業務。

余承東。

得益于中國區的表現，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2019年第二季度，華為憑借17%的份額超越蘋果的11%位列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第二。但與位列首位的三星相比，其市場占有率亦存在不少差距。三星當季市場占有率為22%。

禁令一旦執行，華為手機搭載的安卓系統將無法實現更新，即使有華為自研的鴻蒙系統，但依賴安卓系統生態服務的海外用戶，恐怕不得不放棄華為，這令華為海外市場大幅縮水。

“手機終端業務預計減少100億美元。”8月23日，徐直軍在昇騰910的發布會上表示，此前任正非預測的減產數字比較悲觀，實際情況比當時好很多，具體數字還是要看明年3月的財報。

這一場漫長的自救還在繼續。在華為的研發基地、生產線、實驗室等場合，都能看到一副千瘡百孔的伊爾2飛機照片，在二戰中被打得像篩子一樣，卻依然堅持飛行，最終安全返回。

外界在等待，華為這架彈痕累累的中國戰機，何時補完漏洞、完成自救并成功返航。

《山海經》“大軍”

徐直軍在昇騰910發布現場。

美國的技術封鎖，讓華為籌劃已久的“備胎計劃”提前面世。

5月17日凌晨，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發布內部信稱，這是一個“至暗時刻”，華為早就預計有一天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會不可獲得，為這個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海思人走上悲壯的長征，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

“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間兌現為公司對于客戶持續服務的承諾……挽狂瀾于既倒。”何庭波寫道。

海思半導體是華為旗下的全資子公司。7月11日，海思半導體的注冊資本從6億元提高到20億元。

一名華為內部人士曾向《中國企業家》透露，每年2月到3月，華為會在內部定下一個全年目標，近年華為的運營商業務和政府業務在萎縮，所以，華為在2018年定下的目標在云服務業務上。美國的阻擾讓華為的設備、芯片采購碰了壁，反而加速了華為在自研芯片、框架上的進展。

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發布的報告顯示，華為是2017年全球第五大半導體芯片買家，采購總額約140億美元，采購對象多為美國公司，如高通、英特爾、博通和賽靈思等。

2018年10月，華為發布自研的AI芯片昇騰910和昇騰310。彼時，華為仍需大量進口芯片。一個月后，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出臺一份產品和技術的管制框架，涉及AI技術、AI芯片、機器人、量子計算等14項核心前沿技術。2018年12月，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自此，《山海經》“大軍”開始陸續亮相。

1月7日，華為在深圳發布服務器芯片鯤鵬920，以及搭載鯤鵬芯片的泰山服務器；1月24日，華為在北京發布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天罡，和5G商用芯片巴龍5000；7月底，余承東公布智慧屏戰略時透露，華為智慧屏將搭載麒麟AI芯片、凌霄Wi-Fi芯片以及鴻鵠顯示芯片；8月23日，華為在深圳總部發布AI處理器“昇騰910”和全場景AI計算框架MindSpore。

不過，一系列自研產品的背后，依然由國際公司的核心技術支撐，這些“卡脖子”技術一旦被禁，“備胎”能否撐住？

今年6月，多家媒體報道，全球三大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公司Synopsys、Cadence、Mentor宣布停止與華為合作，這一消息在8月得到華為證實。

EDA公司提供芯片設計工具，在半導體產業中處于高度壟斷狀態，三大EDA公司占據了90%以上的市場。一條半導體產業鏈，大致路徑是原材料和設備（晶圓廠）——設計（Fabless）——加工制造（Foundry），EDA作用于晶圓廠與設計溝通的環節，它像一個翻譯工具，讓雙方獲取互相理解的信息。

華為的態度是“天下也不是只有他們”。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對媒體表示：“歷史上，即使沒有工具，也可以生產出芯片，當然對我們有挑戰，效率不會那么高了，也不會那么輕松了。英特爾上個世紀70年代就生產CPU了，這些（EDA）公司都還沒有成立。”

業內曾經有傳言，華為海思在2012年開始研發EDA軟件，但未得證實。不過，一名芯片從業人士向《中國企業家》分析，國產EDA研發積淀不足，在業內存在感極低，在一個高度壟斷、技術壁壘較高的領域實現突破，華為需要技術和時間，但真的很難。

不僅如此，在芯片設計上，華為也依然存在隱憂。

華為與半導體IP供應商ARM保持著高度合作，ARM在中國也設有子公司。從華為最初的麒麟芯片系列，到最新的昇騰910，這些芯片都基于ARM框架。ARM宣布斷供后，華為表示已經獲得了其V8架構的永久授權，對芯片設計不會有影響。

外界期待已久的鴻蒙OS，被視為安卓備胎。今年8月，鴻蒙OS首次應用在了IoT產品榮耀智慧屏上。華為一再強調，鴻蒙OS是用于物聯網的操作系統，如果需要，隨時可以應用在手機上。

鴻蒙OS能不能解開安卓系統的桎梏？悲觀與樂觀的預測不相上下。

任正非稱，華為從7年前開始開發設計鴻蒙系統，它最初是為了解決物聯網問題、人工智能對社會的貢獻問題而設計的，最大特點是低時延。

“我們還是等待看美國政府是不是給Google支持，讓Google更多為人類服務。我們不希望世界出現第三種平臺，因為本來軟件系統是由蘋果和Google瓜分全世界，如果美國封鎖不讓Google提供安卓系統，世界會出現第三種系統。增加了一個小兄弟，對美國稱霸世界是不利的。”

但是，鴻蒙OS長久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個開發者生態，這非一日之功。任正非曾在今年6月的采訪中預計，華為建立一個良好的生態，恐怕還需兩三年的時間。

一名資深供應鏈人士告訴《中國企業家》，谷歌的成功在于全球開發者對它的信任，大家認可谷歌的成功，并跟隨它。谷歌在創新技術上的開源，也贏得了大量人心。華為有足夠的技術積累和國內人氣，但是在全球開發者中獲得匹敵谷歌的號召力，還需要耐心走一段路。

5G的機遇和博弈

3GPP是一個國際性標準組織平臺，它通過成員提案、協作形成技術標準。它的會員分組織伙伴、市場代表伙伴和個體會員3類，組織伙伴中有CCSA（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華為則以個體會員身份參與其中。

2018年6月，3GPP完成了5G發展的第一步Release15凍結，即全功能標準化工作，5G進入大規模商業部署。如今，Release 16的標準化工作正在進行中。

沈怡告訴《中國企業家》，鑒于簽證時效性，團隊成員分了幾個時間段申請簽證，2018年底的會議也在美國舉辦，不少同事在那時辦理了簽證，所以上半年即便多次赴美，他們也沒更新簽證。下半年簽證到期后，團隊新申請赴美簽證，卻還有一些簽證遲遲沒下來。沈怡有些擔心，簽證問題減少參會人數，對會議工作的推進有一定影響。

圍繞5G商用，中美乃至全球，都在形成一個新的博弈場。而華為在5G上的領跑，為其添了幾分籌碼。

繼法國、德國政府表示不會封殺華為后，輿論看向英國。8月15日，任正非接受英國天空新聞臺專訪時表示，相信英國能夠抵擋得住來自美國的壓力。

今年8月，任正非向外媒解讀，華為大多數先進設備已經在換美國零部件，設備效率甚至提升了30%。目前，華為每月生產5000個基站，8、9月是批量生產的磨合期，磨合期一過，今年的5G基站產量可以提升到60萬個，明年至少可以達到150萬個。

在手機終端市場，5G手機推新潮已經開始。

8月22日，vivo發布旗下首款5G手機iQOO Pro，起售價拉低到3798元，低于目前推出的所有5G手機，這也給后面推出5G手機的小米等企業帶來不少定價壓力。華為與中興是較早發布5G手機的廠商，華為的Mate 20X（5G）售價6199元，中興天機Axon10 Pro 5G售價4999元起。

《中國企業家》了解到，國內運營商對外發出的5G測試機一般是中興和華為手機，運營商員工使用最久的測試機是中興天機，提早測試使用會幫助廠商更深刻地理解產品。

快人一步，先發制人。5G換機潮背后，是手機品牌的又一次洗牌，存活的幾大廠商將展開一場你進我退的拼殺。

研究創新數據中心監測數據顯示，今年7月，中國手機新增設備數3067萬臺，同比大幅下滑25%。排名前五的手機廠商合計增量市場份額高達98%，華為銷量逆勢上升，增量份額接近35%。同時上升的還有OPPO和vivo。

處于風口浪尖的華為，獲得了市場的聲援。不過，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否認了“民族牌”、“愛國牌”決定性，他回應《中國企業家》，“只愛國，大家不會買賬的，大家在掏錢的時候，關注的還是產品本身好不好，這才是核心。”

“華為把芯片、操作系統、數據庫搞定了，這是基石，有非常重大意義。科技一定要自立自強。”余承東說。

8月9日，正逢50歲生日的余承東，在媒體會上感性地說，年過半百，入職華為27年的他有時候會考慮什么時候退休，鑒于當前的中美關系，余承東突然振奮：“我們還有得干。”

狼群活血

“華為太大了，我都是從新聞中看（華為被列入實體清單）的消息。”難得一天沒有加班，何敘結束工作回到公司附近的家。

何敘大學畢業便進入了華為，這是他在華為的第7個年頭。“實體清單”事件剛發生時，何敘和同事還有點緊張，但隨后他和身邊的同事日常工作變動不大，便放下心來。對于華為能不能扛下去，他們都很樂觀。

只不過，從5月開始，何敘和同事們開始了“暗無天日”的加班，提前備貨以防斷供影響產品節奏，研發和生產也在加快，讓產品盡快上市銷售。

在華為一向“惶者生存”氛圍下，所謂的“備胎計劃”很早就開始進行謀劃，中興事件發生后，華為未雨綢繆開始大量備貨。

7月之后，何敘的工作恢復了以往的節奏，同事們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大家下班時在手機上刷刷新聞，看看任總又講了什么。

“在一個強有力的管理框架下，個人的影響微不足道。”何敘告訴《中國企業家》，華為分工很細，每個人負責的工作領域很窄，不需要你什么都懂，但需要你在自己的領域是絕對的專家。

互聯網行業普遍的“996”，在華為卻是“865”。華為員工會告訴你“狼性靠自覺”，而不是強制。

的確，沒有幾個華為人會認為自己能在一個崗位上安安穩穩地做下去。在華為看來，輪崗能避免團隊變得惰性和腐敗，一個人領導同樣的團隊過久，會變成一個可以和組織較勁的人，華為不需要這樣的人。

熱血抗造的年輕人，永遠是華為激發團隊鯰魚效應的“活血”。在任正非最新的電郵里，團隊分作主戰隊伍和支援保障隊伍，他鼓勵年輕人踴躍立功，才能有機會在20、30歲當上“將軍”。

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

高薪背后是輪崗、外派和末位淘汰等變動，也有45歲退休的擔憂。不過，《中國企業家》從一些離職員工處了解到，很少有人離職時撕破臉，大部分華為人離開后依然關注老東家。實體清單事件之后，不少曾經的華為人還在華為打氣。

有趣的是，華為離職員工會有意識避免去華為的競爭公司，創業時往往也會開辟新領域。

師從IBM的華為，在規范化管理上做到了極致。華為規定，員工在執行任務中，工作匯報要包含三個指標：時量、數量、質量。這種方法，能夠避免員工在執行過程中偏離目標，也不會任務分配不均，造成一個人大包大攬的情況。

規范化管理，能幫助企業加速全球化。

一名華為內部人士向《中國企業家》透露，相比現在國內互聯網企業的出海潮，華為早幾年就在發達國家市場低調地開始進行“本土化”，最初是派遣員工到海外，后來考慮到薪金成本等因素，華為開始大力提高本地員工比例，尤其是當地華裔和留學生，海外部門也會部分延續華為的管理風格。在通信市場，華為的產品全球化、勞動力成本優勢，足以擊敗大部分對手。

華為在東莞建立的松山湖基地，設計師是一個在美國求學的日本人，整個松山湖基地就是歐洲知名建筑群的縮影。

任正非的管理哲學，學習的就是英國和美國。

在任正非眼里，英國的法律細致規范，在很多細節上都能面面俱到，這讓一切有跡可循，但也限制了創新動力；相比之下，美國的管理體系擁有一個非常規范的框架，在這個范圍內，允許末端的開放和競爭，社會相對活躍。

“我們就學習這一點，公司把大制度管得很死，到末端百花齊放，允許你規模化發展。”任正非認為，這樣會令華為有序且自由。

“軍訓”生態鏈

HiLink生態鏈在2019華為開發者大會上的互動展區。

“今年上半年，我們公司增長了14倍。”智能家居供應商李青談起自家產品，非常有信心，不過，當他得知任正非掏錢買了一臺放在辦公室時，心里不免忐忑起來。

李青的企業與華為HiLink生態建立了合作。回想與華為建立合作的一系列流程，那種嚴格程度，他直言：“要脫很多層皮。”

今年4月，華為消費者業務大中華區總裁朱平在華為P30系列智能手機發布會上，公布了華為終端的“1+8+N”戰略，“1”是手機，主入口；“8”是4個大屏的入口PC、平板、智慧大屏、車機；“4”是非大屏入口耳機、音箱、手表，眼鏡；“N”則是泛IoT硬件構成的華為HiLink生態。

“1+8”是華為自己在做，“N”則面向更多的合作伙伴。美國一紙禁令來襲，海外市場面臨莫大風險，泛IoT硬件構成的華為HiLink生態顯得如此及時。

生態鏈對于手機廠商來說并不陌生，小米的“竹林生態”已深入人心，除了早先上市的華米、云米，科創板還有九號機器人、石頭科技等生態鏈企業在排隊沖刺。小米對于生態鏈企業入股不控股，看重生存狀態好的獨立公司，企業推出的“米家”品牌產品，需要在設計、定價等方面與小米高度統一。

華為對于接入HiLink生態鏈上的企業，更多在協同、管理和聯動上出力，對品控的監督非常嚴格。

2018年10月，李青參加了華為Mate 20智能手機發布會，他的產品也一同出現在現場。由于當時再過一個多月就是“雙十一”，合作企業們摩拳擦掌，準備沖一把，誰知一個檢測結果下來，涼了。

“卡在一項指標上。”李青向《中國企業家》坦言，華為執行部門拿著一疊清單，每項都要打勾才能簽字銷售，而產品的Wi-Fi功能一項考核沒打勾。這項考核要求產品Wi-Fi能夠穿過三堵墻，這是華為對于手機產品的通信要求，但是智能家居理論上不需要這項通信標準。

李青在華為市場部門和執行部門之間來回溝通，得到的反饋是：不管這項指標是否有助于改善用戶體驗，高要求就在那里，過不了就是不行。

這是華為的最高價值觀，誰也不敢違背。

“雙十一”近在眼前，錯過這個節點就得等很久。好在李青的團隊是做通信出身，他們一遍遍分析原因，最終在Wi-Fi模組上找到原因，換了一個大功率增強天線才檢測通過，產品才能趕在“雙十一”上市銷售。

李青現在回想起來依然后怕：“最后成本肯定高了，但（那個時候已經）不說成本，關鍵解決了問題。”他透露，另外三款產品也卡在各種問題上，最后多等了半年才上市。

在生態鏈合作企業看來，華為掌控著合作的絕對話語權。

合作初期，華為會各種考察企業，它擁有一整套評測體系，包括軟硬件、產品和服務，以及代工廠品質、財務狀況等。當企業達到它的標準，它會在渠道、資金等掏其所有為合作企業提供幫助，也能夠給企業提供足夠的賬期空間，技術研發上可以開放方舟實驗室的合作。

反之，企業對于華為的要求也必須全力以赴。

每次合作，華為都會問合作企業一個問題：“我們賣掉（你們）這么多產品，（但）如果有一天，你倒閉了怎么辦？”

所以，與華為合作的生態鏈企業必須保證，即便有一天倒閉了，也得有一個團隊來管理產品的后續服務，比如濾網生產、售后等等。即使倒閉的可能性很小，華為也要求合作企業做好預案。

“你要做好預案，做好資金準備，甚至還要存一筆資金在銀行里不能動。”李青介紹，這筆錢本來可以用作流轉資金，固定不動就意味著需要企業花費更多的成本。好處是什么？它幫助企業打造了一個完整的強有力的體系。

“我跟我們的投資人說，跟華為做完這款產品，你們會比多讀了個MBA還強。”李青向《中國企業家》直言，實體清單事件出來的時候，他也對華為有過增長放緩、市場收縮的擔心，但是他堅信華為是不可能倒掉的。

“我相信華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