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根據人類價值觀編制的計算機算法將會決定我們找到的工作，我們匹配到的約會對象，我們獲得的銀行貸款，以及我們殺死的人——不論是用軍事無人機故意殺死的，還是在自動駕駛汽車上意外殺死的。

我們如何將人類價值觀植入這些代碼，將成為塑造這個世紀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但對于應該植入什么價值觀，人們還沒能達成一致。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這場辯論還有可能卷入美國與中國的地源科技之爭。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西方近乎壟斷了全球的價值輸出。西方將其準則植入國際條約與機構中。但如今在數字領域，它遇到了強大對手中國，而中國已經快速成長為人工智能超級大國，決意要制定自己的規則。

本月納菲爾德基金會(Nuffield Foundation)在倫敦舉行的人工智能倫理研討會，凸顯出中國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差異到底有多大。

迄今為止，世界各地的企業、政府和民間機構已經發布了大約50套人工智能準則。騰訊(Tencent)和百度(Baidu)等中國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也在此列。今年5月，一個獲中國政府支持的研究院發布了《人工智能北京共識》(Beijing AI Principles)。

西方制定的準則傾向于關注公平、透明、個人權利、隱私和責任。但是，博古睿研究院中國中心(Berggruen Institute China Centre)主任宋冰在研討會上主張，這些準則并不契合中國人的情感。她提問道：“這些價值觀大部分源于西方。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共鳴。但是，這些規則真的適合作為全球性規范框架嗎？”

宋冰認為，中國的人工智能倫理研究者更加看重開放、包容、具有適應性、面向全人類，拒絕零和競爭的價值觀。她在研討會上對這套哲學體系進行總結，稱這些價值觀共同營造了“廣大的共鳴，深層的和諧”。集體利益與個人權利一樣重要。

不過，北京大學的哲學學者劉哲表示，認為存在某一種中國價值體系是錯誤的。中國的價值體系混合了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元素。由于價值觀多種多樣，在中國很難形成對人工智能的統一態度，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地方了。

中國科學院的曾毅也質疑是否需要一套全球性規則。他表示：“它們（規則）不應該相互競爭，而應該相互補充，構成人工智能的全球格局。”

他甚至提出，嘗試推動“人工智能人性化”是否有意義，因為一些中國研究人員認為人類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動物”。機器人能不能遵守比人類更高的道德標準？這個被稱為“去人類中心主義”的發言，使研討會的西方與會者感到震驚，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和危險的構想。

中國的這些觀點很重要，因為正如李開復在他的《人工智能超級大國》(AI Superpowers)一書中所言，在將人工智能應用于諸多領域方面，中國可能很快就會在世界領先。植入了中國的這些原則的應用程序、設備和機器人將越來越多地在世界各地得到使用。

中國采取了李開復所說的“技術功利主義”態度，強調最多數人的最大利益，而不是維護個人權利的道德使命。李開復認為，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消費者不那么介意在超市手推車上安裝面部識別設備以獲得個性化購物體驗，也不那么介意在教室里安裝此類設備來發現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與西方相比，中國在監控和便利之間做出了不同的權衡。

批評者警告稱，這些觀點可以用來為一些道義上站不住腳的行為辯護，例如在新疆和其他地方用監控技術打壓異見人士。此外，中國組織利用私人數據和人工智能，影響的不僅是中國公民。美國官員近期因為同性戀約會應用Grindr的所有者是中國企業而提出安全和隱私擔憂。這款應用擁有450萬日活用戶。

考慮到不同的文化傳統，哲學家們可以花費好幾輩子的時間來討論普世的人工智能原則。我們的醫療應用應該包含孔子思想還是康德哲學？但在實用層面上，我們需要在全球層面達成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識。一個很好的起點是，建立一個基本國際框架，概括網絡戰和機器人技術中運用人工智能的可接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