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方占統治地位以來,資本通過對勞動的形式吸納和實質性吸納,不斷地用對象化勞動榨取活勞動,以實現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進入21世紀,隨著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與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發展,催生了“第二次機器革命”,人類正加速走向人工智能時代。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如影隨形的“機器問題”在“這一次真的不一樣”的驚嘆中又卷土重來,智能機器取代人的潮流正勢不可當,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價值運動危機。

“零工作經濟”

與價值形成危機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活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從價值形成的全過程看,一定量的活勞動投入始終是商品價值形成的實體基矗自工業資本主義以來,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是資本運動的基本邏輯。但在對相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逐中,隨著機器化大工業的發展,與之相伴而生的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使得資本增殖運動遭遇其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自動化機器體系自我生產(self-producing automation)一旦成為現實,在“機器生產機器”“機器管理機器”的生產條件下,商品生產中活勞動因素相對降低甚至消失,資本有機構成趨于無限大,商品價值便會迅速遞歸為零。進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自動化機器體系自我生產的自動化就猶如宇宙中的“黑洞”或時空中的“奇點”,將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矛盾張力推向極限。一方面,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各種財富得以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日趨萎縮,資本主義價值增殖的生產屬性不斷被消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局限便會暴露無遺。

退一步講,即使刻意去維系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也必將產生一種甚是荒唐的情形。一方面產品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又因無人問津而導致生產絕對過剩。原因不言自明,普遍勞動者連出賣自身勞動力的“自由”都不復存在了,又何以獲得收入用以消費。如是,資本循環中生產與消費關系的斷裂,必將使資本主義遭遇制度性危機而走向崩塌。

“零邊際成本社會”與價值度量危機

近年來,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積累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專利、品牌、商標、版權和技術秘密等無形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的比重不斷高企,以至于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新階段。相比于傳統的物質產品,信息(認知)商品不僅具有消費非競爭性和占有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特征,而且邊際復制成本極低甚至可忽略不計。正因如此,隨著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融合發展,人類物質生產活動正加速向“零邊際成本社會”邁進。

馬克思指出,商品價值實體是人類的抽象勞動,價值量由商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信息(認知)產品或服務初始成本較高但邊際成本極低,意味著一旦開發成功,批量化商品生產就可以在輕松點擊鼠標的瞬間完成。在信息(認知)商品再生產中,商品價值與直接勞動投入極不成比例。進一步地,信息(認知)商品的零邊際成本特征,使產品供給從稀缺走向豐裕,最終會使資本運動賴以維系的市場機制趨于瓦解。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搜索引擎、社交媒體等互聯網平臺經濟快速崛起,正推動信息革命進一步升級為數據革命。充分利用網絡效應占有海量數據,從大數據中挖掘分析用戶興趣、消費偏好等全方位消費信息,以形成數據商品(data commodity),成為互聯網時代資本積累的新場域。相比于以往的程序軟件、專利技術等信息(認知)商品,以谷歌Adwords為代表的數據商品主要由人工智能驅動的數字機器自動完成。雖然從本質上講,算法只是互聯網企業編程人員和平臺用戶共同勞動的對象化,但在機器深度學習助力下,日漸成為取代甚至超越人類智能的先進自動化機器體系。同時,數據商品生產的“原料”——大數據,來自于互聯網資本對用戶數字勞動的蓄意收集和無償攫齲從本質上講,數據商品的生產就是對社會性勞動和社會交往等普遍智能的自然力運用。這樣一來,“智能生產智能”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原料的無償獲取,不僅進一步突顯了數據商品的零邊際成本特征,而且也在更深層次遮蔽了數據商品生產與活勞動投入之間的直接聯系,使得數據商品的價值決定從表面上看與勞動時間這一度量尺度更是漸行漸遠。

“P2P生產”

與價值存在危機

馬克思指出,價值作為幽靈般的對象性存在,本質上不是物,而是一種社會關系。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的內在矛盾表現為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統一。只有借助市場交換完成其具體勞動的真實抽象,商品生產的私人勞動投入才能實現其社會勞動屬性的社會確證。從價值形成過程看,價值生產發端于生產過程,完成于商品流通中商品向貨幣的“驚險一躍”。因而,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

價值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人類物質生產中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普遍對立。一旦私人勞動無需通過市場交換的社會確證,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社會分工下的勞動產品直接構成社會財富的元素,價值存在的社會基礎就會自行消失。如此看來,正如科茲所言,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限度不再是資本過度積累和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而恰恰是價值本身的存在性危機了。

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千方百計地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剝奪性積累,不斷制造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不遺余力地放大市場交換,以不斷維系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價值構式。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于普遍智能在人類物質生產中的直接應用,“產品不再是單個直接勞動的產品,相反地,作為生產者出現的,是社會活動的結合”。人類勞動的社會化不斷發展,客觀上要求突破資本僅僅把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當作手段的狹隘界限,渴望擺脫人對物的關系依賴,在“社會個人”的基礎上充分釋放人的實踐潛能。

進入信息化時代,西方一些搜索引擎、免費開源碼軟件等實踐表明,基于對等網絡協同生產(Peer to peer production)顯示出的巨大財富創造潛能,正使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的價值基礎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在日益興起的數字勞動中,勞動者(網絡用戶)與生產資料(個人電腦)的直接結合,使資本與勞動的交換成為多余;基于網絡虛擬社區的自我組織和“去中心化”管理,勾勒出勞動擺脫資本控制的全新圖景;認知盈余的自愿貢獻和數字勞動成果的免費共享,展示出人類生產生活以“公地邏輯”替代資本邏輯的現實可能。

在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成為人類財富創造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沒有網絡用戶海量數據的持續動態生成,搜索引擎、智能圖像識別、人機交互等各種數字機器,就如同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熱動力機器離開工人的活勞動一樣,將變得一無是處。而最初,大數據只有作為全社會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才能最大效率地被挖掘分析利用。因此,大數據的生產及其使用價值的充分釋放,天然排斥受資本邏輯推動的“數字圈地”(digital enclosure)和數據商品化,呼喚著數據共建、數據共享和數據共管。進而,從大數據意義上講,人工智能時代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進一步發展,加劇了與“資本主義外殼”的不相容,使得資本主義價值運動的狹隘與局限更加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