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金融系統很有可能還遠低于競爭的最佳水平，但中國銀行（3.550，-0.07， -1.93%）業某些方面似乎存在過度同質化的競爭，并缺乏有效的退出機制。如果科技公司的金融服務能夠增加金融業的異質化競爭，應該值得鼓勵。

隨著中國的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在疫情中表現可圈可點的數字經濟引人關注，金融科技和數字貨幣的討論也正逐漸升溫。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將會如何進一步影響金融生態？各方高度關注的穩定幣和央行數字貨幣（CBDC）如何設計才是最佳安排？又會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帶來何種影響？圍繞中國金融出版社的新書《金融基礎設施、科技創新與政策響應——周小川有關講座匯編》，第一財經近日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貨幣及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進行了深入對話。

“雙邊市場”改變“范圍經濟”

第一財經：隨著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各方持續關注的是，這會如何沖擊和影響商業銀行的運營模式和組織架構？

何東：在討論科技公司對商業銀行的影響時，應該有兩個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即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和范圍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規模經濟是指，做很多業務的單位成本隨著規模增加而遞減，所以經營主體有擴大經營規模的動機。而范圍經濟則是指，從單一產品到多樣產品，或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金融行業的信息共享可以降低成本。具體說，只要銀行對一個客戶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解后，就可對該客戶銷售多種產品，這就可以增加利潤。例如客戶在銀行存款后，銀行可以給客戶提供諸如保險、理財等附加產品服務。

第一財經：就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言，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和科技金融公司對銀行等金融機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何東：就規模經濟而言，商業銀行的優勢在于大公司客戶，而科技公司的優勢在于中小企業。商業銀行服務中小企業的單位成本較高，也很難通過擴大規模來降低這種貸款的單位成本。科技公司可以通過掌握中小企業的數據，用數字科技的手段來降低單位成本。所以科技公司的崛起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應該會起到促進作用。總體來說，因為商業銀行有強大的融資功能，在規模經濟方面還是有較大的優勢。

金融科技和科技公司對商業銀行的范圍經濟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這是因為銀行現在對客戶信息了解的優勢已不如以前，比如以前銀行對客戶的信息掌握是比較專業獨享的，但隨著數字化不斷推進后，社交平臺、搜索引擎對客戶的信息（數字足跡，digital footprint）的掌握很高，這些信息已不再由銀行獨享，科技公司實際上對社交平臺、電商平臺客戶信息的掌握程度甚至好于銀行，因此銀行享受的范圍經濟優勢已在下降。

未來的銀行可能不再是現在這樣的大一統的多產品機構，反而是逐漸會和科技公司在不同領域各有分工，例如電商或社交平臺上會出現賣保險、理財的應用，銀行反而成了平臺的一部分，貸款、存款也可能只是社交平臺上的一個應用，與現在的結構會有比較大的變化。平臺會把不同的金融服務進行加總，所以銀行的范圍經濟會發生巨大變化。因此也可以預期，在金融服務的領域里，未來可能是各種類型的服務提供商在各種類型的平臺上進行競爭。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大型科技公司出現后的“贏家通吃”現象，以及平臺常用的“交叉補貼”等策略？

何東：數字經濟中的各種服務平臺通常采用“雙邊市場”的架構，在這樣的市場中，“平臺”為來自不同群體的買家和賣家搭建互動的橋梁，比如消費者和商家是微信支付的兩個用戶群體。如果大部分商家愿意接受微信支付，那么消費者也會愿意使用微信支付。相反的，如果消費者愿意使用微信支付，商家也會樂意加盟微信支付。

在這些雙邊市場中，市場通常高度集中，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壟斷了中國的移動端零售支付市場。外溢性，即用戶從雙邊市場中的另一邊獲益，是造成高市場集中度的一大原因。另一個原因則是規模效應，即用戶越多，單位服務成本越低。網絡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下，很容易出現“贏者通吃”的現象。平臺以極低的價格對市場的一邊收取費用，吸引另一邊的用戶，后者為平臺提供收益。消費者使用微信支付時無需付費，但加盟微信支付的商家需要支付手續費。

在市場的一邊以低價（甚至免費）提供商品或服務是否屬于掠奪性定價，當然會招致反壟斷機構的懷疑。在經典市場中，這類做法是削弱競爭對手的財力，或釋放出進攻信號，意圖將其趕出市場的一種策略。相反的，濫用高價則意味著擁有壟斷勢力。然而，在雙邊市場中，這一邏輯不一定成立。與過去相比，數字化時代的市場高度集中不一定代表著缺少競爭。譬如平臺服務公司通常鼓勵商家之間的競爭。我比較贊同法國經濟學家Jean Tirole的觀點，針對雙邊市場的反壟斷政策需要同時考慮市場的兩面，在嚴格而細致的經濟學分析基礎上，逐案判斷是否存在壟斷行為。

總之，大型科技平臺既豐富，也復雜化了競爭政策，傳統的以規模和市場份額來作為判斷壟斷的依據似已不足，監管機構需要更多地從競爭性（contestability）角度來思考和制定政策。電商或社交平臺如何影響競爭性，大型平臺是否能幫助提升消費者福利和平臺上企業的生產效率，我們需要轉換思路，深入探討。

平衡競爭和審慎政策實現金融穩定

第一財經：金融科技公司/BigTech進入金融服務領域，與傳統金融機構競爭，會不會對金融穩定帶來不良影響？

何東：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正確理解開放金融服務對金融系統穩定性的影響，即金融服務業競爭加劇和金融系統穩定性之間的關系。

總體而言，在有效的審慎監管下，加強銀行和金融服務業的競爭性對整個社會來說是好事。競爭是經濟效率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這一點同樣適用于金融服務業。如果金融科技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能夠幫助提高金融服務業的效率，是一個正面的發展。但金融業有其特殊性，是一場信心游戲，金融體系比其他經濟領域更脆弱，因此，我們需要考慮競爭對金融穩定性的影響。

金融服務的雙邊市場如何影響金融穩定，以及大型科技公司是否會成為一個“大而不倒”的新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

銀行業產品多樣，由于重重壁壘和市場摩擦，銀行業的競爭是不完全的。零售銀行業中，轉換成本、口碑、分支網絡等都起到進入壁壘的作用。企業銀行業中，現有業務關系和信息不對稱等市場摩擦是導致面向中小企業的銀行業務難以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批發銀行業和投資銀行業中，競爭是國際性和市場導向的，即使市場高度集中，競爭仍然可以相當激烈。

由于存在行為偏差，競爭的加劇可能會增加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例如，競爭市場上，借貸標準和風險篩選標準往往會降低，導致信用供應過剩，而消費者的過度借貸傾向，尤其是在風險偏好強烈且風險成本低下的情況下，會進一步強化這一趨勢。競爭也可能會通過侵蝕現有機構的特許權價值，削弱監控貸款和維護長期客戶關系的激勵而加劇冒險行為。

因此，我比較贊同西班牙經濟學家Xavier Vives的觀點，競爭和穩定之間的關系很有可能呈現駝峰式，穩定性在競爭處于中等水平時達到最佳。從壟斷市場開始，競爭水平的提升對應著生產效率的提升和創新，因而是有利的。而當競爭水平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帶來的好處和對系統脆弱性的危害達到平衡。超過這個平衡點后，競爭水平繼續增加可能會對社會帶來危害。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的金融系統很有可能還遠低于競爭的最佳水平，但中國銀行業某些方面似乎存在過度同質化的競爭，并缺乏有效的退出機制。如果科技公司的金融服務能夠增加金融業的異質化競爭，應該值得鼓勵。

第一財經：隨著金融部門的開放和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監管部門如何將競爭水平的增加納入審慎政策的設計和執行框架中？競爭和審慎政策如何協調？

何東：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在中國的經驗表明，金融服務的雙邊市場發展迅速，在我們對它如何影響金融穩定性有較深入了解前，市場結構可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因此數字金融的發展的確給監管政策帶來了挑戰。但與此同時，數字科技的發展也為加強監管的有效性帶來新的機會。

通過競爭政策來減少進入壁壘、增加競爭，需要更嚴格的審慎標準來配合，競爭越激烈，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水平也應該更高。這是因為對收益的追逐會加劇投資者的協調問題，從而更容易出現擠兌現象。同時，特許權價值的降低也會誘使銀行采取更多的冒險行為。

更廣泛來說，對金融科技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提供金融服務的活動，應該采用“同樣功能，同樣風險，同樣監管”的原則。最基本的要求是持牌經營。但在現實中，可能很難確定“同樣風險”。與傳統商業銀行相比，科技公司因為識別和跟蹤能力的加強可以降低信貸風險，而另外一些風險（如數據泄露和網絡技術安全）則可能上升。除此之外，如何對各種金融產品的顯性和暗含的杠桿率與流動性風險進行規管，則需要進一步探索。

在目前階段，隨著科技巨頭在金融系統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國際監管體系已經開始強調要監控和降低它們的操作風險和網絡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某些市場細分領域高度集中、借貸平臺上的資金流動量達到高水平或變得不穩定，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科技巨頭具備系統重要性和順周期性。監管機構應定期評估穩定性風險，將功能的可比性，風險的水平和類型，以及這類經濟活動的規模納入考慮。

金融科技無法取代銀行的貨幣創造功能

第一財經：前面討論的角度主要涉及平臺、競爭政策和金融穩定，從支付和貨幣角度出發，從宏觀和貨幣銀行學角度觀察，情況是否會有所不同？

何東：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現代市場經濟中貨幣是如何創造出來的。

現代經濟里，貨幣的創造實際上是信貸創造貨幣的過程。所以這就涉及商業銀行的特殊之處。現在所謂的貨幣體系二元結構，說的就是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關系，中央銀行的負債是我們的基礎貨幣，在現代經濟里整個貨幣供應占比是比較小的，但是起到了重要的支點作用。所以我們可以把貨幣體系想象為三角形的金字塔，央行在金字塔的頂部，而商業銀行是在金字塔的中部，底部則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其他非銀行商業機構。

通過信用創造貨幣，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表的兩面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負債的創造是通過發放信貸來實現的。為什么中央銀行不能直接向廣大民眾和企業發放信貸呢？這其實是效率問題。央行作為獨大的一家機構，不太可能對居民、企業信息掌握得很全面，因此發放信貸并無優勢。如果將發放信貸的職權下放到商業銀行，則可以提高整體效率，因為商業銀行的分布還是比較分散的，對企業和住戶的信息又了解比較全面。因此，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天生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實際上后者是前者創造貨幣功能的延伸。

商業銀行負債的最大特征，特別是可以用來作支付用的活期存款，就是隨到隨取，自由向第三方轉讓，并且其和中央銀行的負債是一對一的兌換關系。相較之下，科技公司很難發放可轉讓負債，并和中央銀行負債保持一對一的兌換關系，即擁有創造貨幣功能。在現代經濟里，貨幣是法定的信用貨幣，由央行負債來定義的，同時也是由商業銀行來派生的。科技公司不可能取代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功能，除非它也變成銀行。實際上，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部分已經變成銀行，譬如阿里的網商銀行和騰訊的微眾銀行。

第一財經：從支付起步的電子貨幣（電子支付，EP）對商業銀行和科技公司的關系帶來何種變化？

何東：電子支付的崛起可以讓科技公司和其他非銀金融公司走在前排，讓貨幣功能分散化，即支付、交易、計價這三種功能不一定要聚集在一起。隨著電字貨幣的崛起、金融科技的普及化，第三方科技公司可以提供各種支付服務，成為和住戶部門打交道的一種前臺，但這些支付功能還是需要通過商業銀行或中央銀行的轉賬實現，結算功能是不可能被完全取代的。

此外，商業銀行在信貸方面的規模經濟還是非常強勁的，為企業提供支付服務有不少優勢。國內經常討論2C/2B的不同方向，例如大型支付公司阿里支付寶、騰訊支付，目前致力于向供應鏈金融，即2B方向轉移，但實際上困難不少。企業的支付需求通常是非連續的，不定期會出現一定的大額支付，現金流往往難以預測。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彈性對企業有很大優勢，科技公司很難復制。換句話說，因為商業銀行具有創造貨幣的能力，在幫助企業部門管理流動性風險方面有天然優勢；即使是在電子支付時代，商業銀行和大型商業企業、機構之間的關系還是有其內在的邏輯。

央行數字貨幣設計有很多選擇空間

第一財經：再來談談數字貨幣，臉書發行Libra的計劃為什么在全球引起那么大的反響？如何看待非主權數字貨幣的前途？

何東：從技術角度來說，數字貨幣的崛起是因“通證化”（tokenization）技術實現突破而得到加速。通證化及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在安全網絡上的使用可以實現支付、證券交易結算以及其他經濟交易的無縫自動化。在這樣一個通證化的互聯網金融體系中，物理距離和地理空間已失去了意義。數字貨幣因而也可以緩解很多當前國際金融體系中隱含的摩擦，例如代理行關系（correspondent banking relationships）。

從經濟角度來看，數字貨幣的崛起也反映了供需因素。在需求層面，數字貨幣可以實現普惠金融，也可以部分解決現有的跨境支付痛點，例如速度慢、成本高、缺乏透明度；在供給層面，數字科技的突破使得更多定制化的貨幣有機會被引入和使用。數字化也催生了很多貨幣的新特性設計，這些特性旨在適應特定商業模式的需要。隨著更多實物和服務的交易在跨國大型數字平臺上進行（例如阿里巴巴、亞馬遜、臉書、谷歌、騰訊），這些平臺就可能擁有最優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s）的特點。數字網絡可以定制貨幣的可獲得性、可傳輸性、可償付性，以進一步強化貨幣發行方的商業模式。

鑒于網絡效應，代幣的使用和交易也受制于規模經濟，數字貨幣的采用可能會非常迅速。例如Libra等跨國穩定幣可能會對貨幣主權、金融穩定、跨境資本流動等產生較大影響。監管方面的挑戰也十分艱巨，因為跨國穩定幣可能在眾多司法管轄區參與金融服務。

盡管如此，這些與法幣擁有不同計價單位的數字貨幣究竟能否被大規模使用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問題就在于，是否能夠創造以Libra計價的銀行信用，以及是否可以開發以Libra計價的金融市場生態體系。能否創造以Libra計價的銀行存款取決于是否存在對Libra計價的負債的需求。根據貨幣信用理論，某特定借債證明或借條（IOU）能否被廣泛接受而成為貨幣，這取決于其信用、監管、最后貸款人（ Lender of Last Resort， LOLR）的有效性等。換言之，法幣是一個信用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央銀行的存在就是關鍵。從這一角度來看，原則上沒什么會阻礙私人數字貨幣的創造，但在沒有央行存在、不受國家信用支持的情況下，私人數字貨幣很難被廣泛使用。

更根本的是，私人數字貨幣和主權法幣的未來取決于大型企業或私人數字網絡相較于主權政府的信譽度。縱觀歷史，私人貨幣時不時會興起，但它們往往容易受到金融不穩定性的侵擾，且存續期并不長。只要主權政府可以維持其信譽度，央行也能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很難想象私人數字貨幣會在國內外市場被廣泛使用。但也不能排除這些私人數字貨幣會在特定電子商戶和社交網絡上被有限地接受和流通。

第一財經：臉書發行Libra的計劃似乎刺激了各國央行加快研發央行數字貨幣。央行數字貨幣的設計和發行目前面臨哪些主要的挑戰？

何東：面對私人數字貨幣的挑戰，各國央行需要與時俱進，以確保自己不在數字經濟的這場游戲中出局。為此，各國央行需要繼續讓自身的負債（央行貨幣或法幣）更具吸引力，以使私人部門在數字時代仍愿意使用其央行發行的法幣。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就是發行央行數字貨幣（CBDC）。

在數字經濟時代，央行應對貨幣的形態進行改良、調整，這樣才能夠在數字經濟時代維護法定貨幣對公共政策起到的積極作用，包括在個人隱私的保護、可匿名性、反恐融資、反洗錢、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之間都可以起到比較良好的促進和平衡作用。

可以想象，數字時代的貨幣體系會充滿各種滿足不同需求的支付工具。CBDC從某種角度可以看成提供了一個“冗余”或“后備”支付系統（“redundancy” payment system），即它們與其他私人支付工具（如支付寶、微信支付等電子貨幣服務提供商）形成互補，在數字時代提供了一個關鍵的、永遠運行的替代選項。CBDC這個關鍵的公共物品是那些私人服務提供商沒有足夠動力去提供的。CBDC也確保了支付在不同平臺之間的互操作性，從而為不同的私人數字網絡提供了平等競爭的環境。從這個角度說，法幣數字化是實現各類平臺之間充分競爭的一個重要手段。

設計和發行CBDC的主要挑戰在于操作風險——面對網絡攻擊，CBDC必須要極度可靠、安全、具有韌性。CBDC需要始終時時刻刻可供使用，尤其是在沒有網絡連接或電信通信受阻之時。CBDC也要確保用戶能獲得合理的匿名性和隱私，同時監管方要能夠履行合規義務，即符合反洗錢、反恐融資、金融誠信法律法規的要求。央行還需要仔細思考CBDC是否能夠被外國人使用，以及CBDC在跨境使用時是否能夠與現有的規章制度相適，包括外匯限制和資本流動管理措施。操作層面的挑戰也暗示著，央行在決定推出CBDC的時機方面更為謹慎，不會操之過急。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CBDC會導致“狹義銀行（narrow banking）”的擔憂？

何東：目前還不能斷言CBDC會導致狹義銀行。狹義銀行可以是發行CBDC的一種方式或渠道，但不是必要的。

有不少人擔憂，CBDC可能會對商業銀行造成負面沖擊，這種沖擊在常規情況下即指“金融脫媒”（disintermediation），而在危機時期則可能導致銀行更容易被擠兌。在我看來，只要采取合適的設計和制度安排，這些擔憂都可化解。如果CBDC是基于代幣發行的，例如數字現金（digital cash），那么商業銀行就很難受到影響。

如果CBDC是基于賬戶發行的，例如央行直接從包括住戶部門的公眾吸儲，并支付利息，那么這就直接與商業銀行存款存在競爭，并可能造成一定的金融脫媒。

也可以設想一下狹義銀行的這個設計方案：其所發放的所有存款將與資產端存在央行的存款一一對應。狹義銀行會發行“狹義銀行數字貨幣”（narrow bank digital currency）或“合成CBDC”（synthetic CBDC）。這基本上就和由完全存放在央行的存款準備金擔保的穩定幣的設想如出一轍。

就后兩種CBDC而言，CBDC存款賬戶的“分層”（tiering）可以減少金融脫媒的負面效應。在這一體系下，對于在特定數量上限以內的金額將適用于相對有吸引力的利率，而對于超出限額的金額則僅能享受更低的利率。這一體系可以讓發揮支付功能的CBDC存款劃分到第一層CBDC，而將發揮儲值功能的CBDC存款劃分到利率不那么吸引人的第二層CBDC。

因此在我看來，狹義銀行并非發行CBDC的必然結果，一切都取決于整個體系設計的選擇。總體來說，央行擁有不少可利用的工具來緩解CBDC對商業銀行可能造成的潛在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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