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日本安倍首相成功訪華，引起人們對中日關系的進一步關注和升溫。而在頭一天，筆者也在日本駐名古屋總領事館舉辦的《中日友好和平條約40周年》中日經濟懇談會上做主旨演講。

期間通過對野村證券、豐田汽車工廠、三菱電機、富士機械等現場參觀和交流，也對日本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結合日本最近三年發布的《制造業白皮書》，梳理一下日本制造業這三年來的發展思路和實踐，和些許對中國制造的啟發。

白皮書18年

日本制造白皮書，也稱《制造基礎白皮書》，主要是描述日本政府針對支柱產業的制造業所采取措施的相關報告。這是基于1999年眾議院公布的《制造業基礎技術振興基本法》的法律白皮書，每年由經濟產業省、厚生勞動省、文部科學省等三個部委合作制作，2018年為第18次。

整個《白皮書》由經濟產業省負責制造產業的課題和展望，厚生勞動省針對制造業人才的保障及培育，文部科學省則負責針對支撐針對制造產業的教育及研發進行報告。

2016年：面對變革、建立頂層

2016年日本出版的《白皮書》，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來討論和應對來勢洶洶的德國提出來的工業4.0。《白皮書2016》認為，德國人提出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在制造業生產現場引起過程革命，也在引起商業模式自身的變革。而在具體應對方面，小規模企業、或伴隨商業模式變革的領域，相對落后。因此，盡管企業業績繼續有改善傾向，中小企業員工收益提升，德國工業4.0依然讓日本產業界憂心忡忡。

與此同時，國內基地正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設備投資方面，中小企業比上一年顯著增加。再生醫療及航空領域市場擴大，新參與者增多。在生產基地事業環境改善下，生產持續回歸國內，但勞動力的不足、多品種小批量所帶來的物流成本增加，依然成為進一步國內回歸的障礙。

日本政府敦促經營者，基于市場變化，來促進經營創新。附加價值要從“物”轉向“服務”、“解決方案”。僅僅“制作物品”，無法更好地生存。海外企業在紛紛進行商業模式的變革，而日本企業則相對裹步不前。

2016年6月，日本經產省制造業局及川洋副局長，督促企業要面向“制造+企業”（ものづくり＋企業），通過產品的制造促進價值的制造。也就是不停留在單純追求功能性價值的產品制作，積極致力于經營的變革，成為“制造+企業”。

這種繼續強化技術力優勢的同時，針對商業模式的變革，有點像國內追求“服務型制造”的想法。

針對德國第4次工業革命，《白皮書》則以日本的IoT應用，作為主要對策。IoT等技術應用程度，基于領域不同而又很大的差異。從領域看，與“生產”部門相比，“運行與維護”部門的應用無進展。最為重要的是，IoT的應用與企業規模大小無關，即使1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中，也要積極開展IoT的工作。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從不同領域看，與“生產過程可視化”相比，日本在售后服務方面的應用，進展不大。這與中國的情況，在運維、在遠程服務所下的功夫，形成很鮮明的對比。

日本在2016年前后，最大的成就，應該是構建一個完整的頂層體系。基于機器人、物聯網和工業價值鏈，構成了日本制造的體系。

（日本制造業的頂層框架（2016））

不過一向弱勢的日本政府，對企業也沒有更多的指揮棒。對于基于智能工廠的實證示范，日本在2016年只有5億日元預算（只有區區3000萬人民幣。中國一個示范項目就不止這么多），支持使用IoT的企業來形成用戶案例。

2017年：國際對接、“社會+”融合

2017年3月在德國CeBIT展會上，安倍首相首次官方提出了“互聯工業Connected Industry”，一時間備受關注。這個詞匯的由來，既是日本工業積極尋求物聯網應用的結果，也可以看成是日本國際外交的一部分。現任經產省大臣世耕，后來描述了日本產業目標“互聯工業”的誕生背景。

2016年5月，安倍歷訪歐洲，與德國首相默克爾會談前，召開了對策會，當時還是內閣官房副長官的世耕也同時參加。在此期間，默克爾向日本提出了第二年日本成為CeBIT 2017伙伴國的問題。1980～1990年代，日本企業有100家左右參加CEBIT，2016年左右，減少到10家左右。這樣的前提下德國提出合作舉辦CeBIT，日本需要認真應對。

在安倍正面答復了德國要求之后，隨后出任經產省大臣的世耕，為實現更大面積的CeBIT2017伙伴國，到處奔走。結果到了2017年，日本參加企業118家，展位7200平米，超出了CeBIT 2015合作伙伴中國當時的5200平米。這讓日本政府感覺很有面子。

就在CeBIT 2017召開的一個月前，IT專家建言，日本如果沒有本國概念，就無法正面“對抗”工業4.0，日本企業就會被編入德國工業4.0的體系中。針對日本與德國都沒有靈活應用制造業現場數據的問題，日本經產省提出了聚焦連接的“Connected Industries”概念。隨后CeBIT2017日德首腦會談，這一概念正式提出，日德雙方并隨后就合作框架簽署了“漢諾威宣言”。

“互聯工業”是通過各種關聯，創造新的附加價值的產業社會。這與2016年日本提出的“制造+企業”一脈相承。在數字化進程中，日本最有優勢的是“技術力”和“現場力”，以此為基礎，來實現面向解決方案新型產業社會的構建。

（互聯工業的五個重點領域）

值得關注的是，日本制造業，一直不是從孤立的制造視角看待問題。“互聯工業”，不僅解決制造問題，而且要力圖解決社會課題。這種系統性的思考，非常值得中國制造來學習。而日本企業也在接受這種觀念。以豐田為例，2018年10月，它與軟銀一期投資20億日元成立移動出行合資公司Monet，推出基于共享汽車的“移動社區”服務。豐田正在大力推廣出行平臺e-Palette，而這已經遠遠不是一個車輛的概念，而是“汽車+社會”的范疇。消費者全天的生活需求，都可以被這些自動駕駛的車輛而滿足。

（社會5.0視野下的互聯工業）

中國有“互聯網+”，日本有“+社會”。制造商與社會基礎設施的融合，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2017年白皮書對日本制造業的判斷是，由于日元升值，日本制造業處于踏步狀態。而且全球市場不透明感，明顯增強。但即使如此，對于今后前景，樂觀企業比較多。

從現場能力的維持與提升角度看，需要打響“技能人才保衛戰”。對于缺人問題，日本企業普遍以延長退休年齡為主要方向，與此同時向機器人及IT應用進行靠攏。而對于IoT的應用，仍然不算是太樂觀。現場的數據收集應用意識相當程度得到提升，但還沒有達到具體解決方案的普遍開花的狀態。

《白皮書2017》認為，日本制造業的大課題之一是低收益性。在經濟數字化進展中，一方面，面向提高附加價值的經營上重要工具的數據收集及IoT應用，從經營戰略觀點上似乎仍然沒有得到高度認可。另一方面，由于現場數據的取得，采用的是現場主導的從下至上方式（53%為現場一側主導數據收集與活用）。廠內進行數據收集的企業雖然大幅度增加，對生產現場合理化、生產效率有所提高，但還遠遠沒有到達“基于商業模式變革而產生新型附加價值”。

日本的這種“直白無誤”的陳述，對中國當下大熱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有著很高的借鑒意義。日本很直白地表達兩點：一是工業大數據還沒有找到高價值的應用；二是顛覆性的商業場景，沒有出現。

筆者上個月參觀三菱電機名古屋的一個全新工廠，是在2014年建設的廠房，并沒有在自動化的發展追求更多的投資，而是在 IoT做了大量的應用。據現場經理介紹說，生產PLC的工廠，采用新的產線，并沒有減少太多的人，準確地說，跟以前一樣，一條產線平均1.5個人。但是通過采用了IoT技術，使得機器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這意味著，日本的自動化已經達到了一個極致的高度，單純地自動化、單純的省人，已經不再是自動化的使命了；而對機器的優化，才是工業互聯網被廣泛應用的最大動機。

那么主宰這一輪所謂“工業革命”的要素和機制到底是什么？IoT、大數據、人工智能的作用，是不是都被人為地夸大了？中國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是不是被人為地拔高了調子，值得我們當下仔細反思。

在2017年，日本制造業的企業，主要有兩大問題需要去面對，一個是如何維持日本制造的傳統強項，那就是強大現場力的維護與提升。而人才不足，則是一個巨大的隱患；二是如何克服日本的弱項，尋找制造業的附加值。針對以上2大問題的解決，數字化依然被寄予厚望，“IoT等數字工具的積極應用是關鍵鑰匙”。

2018：產業焦慮、人才恐慌

2018年6月份日本政府發布的《白皮書》非常明確地展示了日本產業上的一種焦慮感。首先是經營者普遍擁有一種危機感。可以說，大規模的環境變化，已經得到了企業家廣泛的確認。《白皮書2018》認為，日本企業需要正視經濟社會數字化等的大變革期間的認知問題（例：誤解為是IT熱潮再現，當下訂貨狀態好）、非連續變革必要性認知問題（例如，獨立經營主義的界限、自下向上經營的依賴性）。

同時《白皮書2018》再次反省日本制造的“優勢”， 例如不必要的重視磨合、偏重客戶的意見而無法創新、對品質的過度追求等，或許會成為變革枷鎖。

此次在日本，與野村證券的負責人聊起汽車業的變化。野村證券在名古屋的大樓正是豐田汽車的不動產業，頂層樓上正是這些大咖們經常聚會的俱樂部。他表示，豐田章男作為豐田喜一郎的孫子，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重塑汽車”的使命，已經成為豐田章男的信念，引領日本豐田汽車，做全新的顛覆性改變。他說豐田章男已經把自動駕駛認為是一次全新的汽車再造。

此言不虛，日前豐田正在把汽車與基礎設施進一步融合，日前已開始籌劃關閉的東富士工廠舊址，開發一個先進城市，利用自動駕駛汽車開展居民接送和快遞服務等新一代技術進行驗證。居民可通過“智能網聯汽車”操控家電產品的住宅，各種商業設施。豐田汽車公司還計劃從2019年開始提供包月的租車服務。用戶若每月支付一定的使用費，就可以根據用途和心情自由換乘多款汽車。看來，汽車商不會只靠賣車了，而是徹底地開始賣服務。

這正是日本企業家的危機意識而強烈求變的一種表現。

其次是日本正在陷入“人才恐慌癥”的局面，這將使得日本制造無法適應根本性變化。為此，《白皮書2018》認為日本主要應對的課題是，一是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如何維持與強化現場力、如何提高數字人材培育等。同時，能夠發揮各種不同的勞動者自身的潛在能力，所需要“工作方式改革”，也備受期待；二是制造業的競爭力源泉需要確立。從“物”的制作，轉向“服務與解決方案”附加價值方向轉型，以便在針對新環境變化，求取得制造業的附加價值。

（日本制造的課題）

在具體操作思路上，《白皮書2018》采用了兩種方法：一個是加大數字人材的培育對策。將工業數據和人的知識，進行模型化和數字化，重構新型“現場力”；同時強化面向制造的IT人才的培養。二是大力推動AI應用與普及，這種普及既包括高科技人才的培養，也包括中小學的普及。同時促進AI等前沿研究開發。

日本人工智能的看法與做法

根據安倍首相的指示，日本內閣政府大力推進AI的研究體制，并將專門的對策研究機構設立在日本國立新能源與產業技術研究所NEDO。在8月份舉行的“人工知能技術戰略會議”，提出了“應用AI技術，促進產業化發展”的主要課題。這次會議上，體現了日本有兩個重點的認識，一是日本落后于美國和中國，尤其是在論文數量。這需要官民共同面對投資不足的問題。AI技術的社會需求高漲，但研究者、工程師與數據科學人才都嚴重不足。二是需要開放更多社會數據。由于 AI技術的有效利用離不開數據，日本雖然存在各種各樣的數據，但也有大量未數字化的數據，和由于隱私所造成的大量受限制的數據。今后，需要在醫療、交通、物流、基礎設施等所有領域中，解決數據獨占與應用之間的平衡問題。

人工智能與芯片的結合，也是日本非常關注的話題。由于硅片加工的微型化已經接近到3nm的極限，“后摩爾時代”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但對比精度要求更高的通用處理器，推理等AI用途的半導體開發也正發展。日本政府認為，為了能在現場實時利用AI技術，需要高性能計算機的進一步低耗功率及小型化，人腦型、量子型等全新架構的開發會成為全新熱點。而超低延遲傳輸的泛在傳感器，與AI技術實時判斷、革新性網絡（如5G等）的組合都很重要。

如果說德國工業4.0使得日本把焦點給了德國，那么在人工智能技術上，日本又把視線轉向了中國。

然而這或許是官方的態度。企業界則更加積極地進行各種應用嘗試。在上周五11.2開幕的世界四大機床展之一的日本機床展JIMTOF上，人工智能的應用，接過了上一屆2016年主題“IoT”，成為全新的主角。各家機床、數控系統都在做各種嘗試。

而發那科數控系統的人工智能分析，作為與合作伙伴的共研產品，已經變成設備中的一個選項。用戶直接可以購買此選項。

相對各種論文數量的井噴，機械廠商開始的各種AI應用實踐，才是推進智能制造最為靠譜的助推器。

日本智能制造的腳步

在應對日本所謂的“新型環境變化的附加價值提升”，“互聯工業”一直在推進與產業界的融合。2018年10月15日，在東京召開的經產省主辦的“互聯工業大會2018”上，工業價值鏈IVI理事長西岡作為專題討論發言人登場。針對“制造業協調領域擴大”專題，工業價值鏈IVI被指定為骨干企業促進“制造平臺開放合作事業”事宜，除世耕大臣親在到場外，聯盟企業DMG-森精機社長、日立制作所社長、發那科會長、三菱電機特別顧問等悉數到場。

可以看出來，日本一直在圍繞著機械設備制造商，進行產業的連接和融合。在國際舞臺上高調出境的工業價值鏈，也得到了官方的進一步認可。而日本企業則一如既往地低調耕耘。在占據全球30%市場份額的日本富士機械愛知縣知立市的廠房中，總工給筆者詳細地介紹了模塊化的貼片機和高度柔性的模塊組合多功能機床，以及IoT和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

富士的信息化平臺（從智能機器到智能工廠），經過多年的打磨，目前看來已經完全可以和國內很多的工業互聯網平臺相媲美，但是富士仍然非常低調地在幾個工廠之間反復調試，很少公開宣傳。這種情況下，不知道是該贊美中國的大膽創新，還是嘲笑日本機械界的守舊？

在愛知縣豐田市的元町工廠，總理5月來日本看到的氫燃料汽車MIRAI，正是在這里生產的。在這個國內會認為絕對是高大上的工廠現場，到處都是樸素的標牌。極致的精益，隨處可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看板”上寫著一行字，筆者將其總結為“三必要原則”，就是“必要的數量、必要的產品、必要的時間”。國內已經有高瞻遠矚的流派，會將這個稱之為智能制造的要素。而其實這些套路，不過是JIT及時生產的基本要求而已。另外，豐田也毫不含糊地提到兩大法寶：自働化(Jidoka，帶人字旁的自動化)和安東系統。沒有任何高科技的成分，真是樸素到家了。

對于數字化進程，大企業心中有數；那么對于多數中小企業，往往不知道如何改善自己公司業務、不知道如何應用IoT、機器人等新技術問題，怎么辦？《白皮書》總結了非常實用的做法。從2016年度開始，日本產業界就開始完善 “智能制造支援隊”的咨詢基地。采用“伴走型”方式，培養與派遣可支援中小企業的專業人士。例如讓具有IoT及機器人見識的人才，交流現場改善的技巧，而優秀的大型制造業前輩則親口傳授IoT、機器人的引進策略。

在2017年末，“智能制造支援隊”在全國，已經設立了近40個工作站。

2018年6月，經產省繼續發布了 “智能制造支援隊”的更多支援措施，更加細致地提供了支援中小制造企業的措施。

（智能制造支援團的工具箱）

簡單明了，是日本排除的“智能制造支援團”最大的特點。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列關于IoT投資方面的資金援助、“互聯工業”的稅收制度、機器人革命倡議協議會的“核心中小企業行動小組” 。

想一想國內的中小企業，除了“誘惑上云”之外，似乎沒有享受如此細心的待遇。

小結

從日本白皮書三年的成果和產業界界的實踐來看，繼續提高日本傳統的“現場力”的優勢，已經成為共識；而應對未來的最大挑戰，看起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人才不足。筆者將其總結為“三大人才恐慌癥，”缺少系統性思考的人才、缺少數字人才、缺少勞動力。老齡化，只是日本勞動力不足其中的一個問題而已。由于深深的危機意識，日本對此已經有了系列的對策，包括像豐田、東芝等很多企業都在積極應對。在跟野村證券的一次私下交流中，對方詢問中國對“老齡化”的社會對策的時候，我想了半天無言以對。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已經達到了1.5億。但系統性對策，卻未見出臺。這恐怕也是中國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

就制造業的附加值而言，日本政府對于制造業的“新價值”念念不忘，或者是對“服務型制造”一直很執著。這應該恰好對應著中國工業界現在最流行的“新業態、新模式”。然而日本企業界對此看法，似乎并不一致，行動上也未出現一窩蜂而上的局面。看上去，日本制造界對工業4.0、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概念而言，仍然處于一個積極應對、冷靜觀看的局面。盡管對于中國制造熱熱鬧鬧的工業大舞臺，日本人也是有些集體性的焦慮，很想融入到這個節奏中，但卻沒有找到合適的切點。即使如此，日本制造業仍然低調潛行，安靜地像個低頭吃草的老牛。一衣帶水之外的大地上，正是炮仗響得歡天喜地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