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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跌撞撞11年，中國第一個通信國際標準在陣痛中誕生了，與之同時出世的，還有我國科技項目沖擊國際層面的經典范本。
2006年1月20日，信息產業部正式頒布，3G三大國際標準之一的“中國標準” TD-SCDMA為我國通信行業標準。此前，信產部稱，在充分借鑒了國際標準化組織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由國內外企業廣泛參與的充分討論和主管機構的嚴格審查，特別是經過兩個重要環節——“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試驗專家組”和“TD產業化專項技術試驗專家組”的嚴格鑒定后，“全面地驗證了這一技術特別是其獨立組網能力，TD產業已進入健康、開放、穩定發展的軌道。”
作為與歐洲版本的WCDMA、美國版本的CDMA2000并列的三大主流3G標志之一，TD-SCDMA對中國電信界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技術本身，它不僅是中國電信史上等待多年后的第一個完整的通信技術標準，承擔著打破歐美標準壟斷的重任，其成功與否更直接左右中國在未來國際高技術領域的對話地位。
屈指算來，TD-SCDMA從構思到現在已經跨越了將近11年，其間風雨歷程，波折與傳言一直伴隨左右——外界的懷疑與阻撓、內部的艱辛與困擾、技術缺口、資金缺口、人才缺口、產業缺口……林林總總，都在信產部的一錘定音之下宣告得以解決。
前一刻還風雨飄搖的“中國標準”為何如此迅速地通過審定？資金問題如何解決？專利談判有何進展？這前后身價的變動中，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波折？又攪進了多少的國際權力與利益？
第一起落：高通阻擊 標準之前身絕處逢生
因為夢想，CDMA領域內有了中國人的色彩。但漂流在外的孤單勢力又怎能與CDMA的專利大鱷——高通相抗衡？就在兩個年輕人無奈之際，他們與到處尋找發展契機的中國通信產業不期而遇。
戴爾是榜樣 鼓舞創業
1995年，在美國奧斯汀摩托羅拉公司半導體部工作的項目經理陳衛，與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助理教授徐廣涵這對好友，終于下定決心做一件大事，這兩個搞通信技術的中國留學生開始設計一個無線電通信系統的方案，他們希望借此實現多年的創業夢想。
陳衛，1956年生，重慶人，原來在國內學的是計算機，后到美國伍斯特理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90年加入摩托羅拉公司從事集成電路的設計工作。徐廣涵，1969年生，上海人，1985年從上海交通大學本科畢業后被派赴美國留學，1991年從斯坦福大學電機系獲得博士學位，后參加了美國軍方資助的智能天線研究項目，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把智能天線商品化并用于民用的人。
在不斷的交談討論中，二人感到如果把新興的無線通信技術與蓬勃成長的中國市場結合起來會大有前途，于是為了開發這個系統，兩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個高技術創業公司，取名Cwill（Chinese Wireless Local loop），意為中國無線本地環路。
其實當初他們沒有想過要開公司，只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后來戴爾電腦的成功激勵了他們：戴爾只是德州大學一個輟學的學生，靠著給人攢電腦做成一個聲名鵲起的大公司。陳衛和徐廣涵在一次聊天中聊起了這件事覺得很受鼓舞，他們認為自己的能力并不比一個輟學的學生差，認為中國人也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技術和企業。
當初，二人只是想做一個無線本地環路接入系統，也就是在電話交換側做一個無線接入，從而降低電信公司鋪設管線的成本，并因此還得到中國***著名投資人陳五福先生的一筆風險投資。
高通是堵墻 絕處逢生
做一個全新通信系統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為了盡快開發出產品，在別人基礎上開發要快得多。于是，兩個人利用陳衛夫人在高通工作熟悉這方面技術的便利（陳夫人曾在一段時間內為高通董事會成員），作出一個兼容CDMA接入方案。
方案如果想產生效益，必須和接口商有合作協議，也就是要與CDMA的“大戶”——高通面對面談判，以尋求日后的發展。不過，高通在專利談判方面，向來不會給人便利。
高通方面當時認為，Cwill只是個小型公司，資金薄弱，并不具備和他們合作開發的能力。為此，高通提出很多苛刻的條件，比如高額的專利費，開發出來的新技術需要共享給高通等，讓Cwill大受刺激。
“我們花了幾個月時間，把高通的專利讀了一遍，深入研究之后，發現無論我們怎么走，都繞不開高通的專利，而且我們永遠都是在跟隨，在追趕。”陳衛向《IT時代周刊》回憶說。最后，Cwill被迫放棄高通技術，轉向探索新型系統SCDMA。
徐廣涵想到了利用自己擅長的智能天線作為基礎，利用上行同步作為用戶信號識別技術，并使用時分雙工實現同頻傳輸信號，而高通使用頻分復用和對用戶信號進行特殊編碼實現多用戶信號識別和通信，SCDMA空中接口是沒有編碼的，這樣同高通的CDMA有了根本區別。但一切從頭開始又何其艱辛。
這個時候，中國正巧處于到處尋找標準突破的時間段。
當時中國通信產業發展的情況是，經過多年的運營發展，中國移動通信運營業蓬勃發展，但制造業卻舉步維艱，發展極不平衡。深究原由，監管部門認為：GSM中有的接口是不開放的，固有的標準使得國外廠商得以“先入為主”、“跑馬圈地”，國產移動通信設備要想切入，困難重重。
標準問題限制了我國通信制造業的發展與革新。如要改變現狀，就必須突破現有標準分布，擁有自己的標準。
但如何才能“弄出”新的標準呢？機會在Cwill這里閃現了。
一拍即合TD-SCDMA開始孕育
1995年5月，原郵電部科技司司長，現任大唐集團董事長周寰率國內7名通信專家到美國考察無線通信技術的發展狀況，隨行的專家里面有李世鶴。
李世鶴，1941年生，重慶人，和陳衛早有交往。陳衛在出國留學前，一直在李等人創辦的全國第一家民營無線移動通信公司里工作。出國后，兩人也一直保持聯系。聽說陳衛也辦了一個搞無線通訊的公司，并有一套自主研發的世界領先技術（這套技術融合了當時許多領先于世界的技術，比如說智能天線、軟件無線電、上行同步等），李世鶴就專門跑來美國看看。
他們談了一個晚上。李世鶴很興奮，覺得陳和徐做得很不錯，于是把他們推薦給周寰。也就是這次推薦，竟然締造出了中國第一個國際通信標準的雛形！
周寰在詳細聽取他們的介紹后，一眼看上了SCDMA。回國后，周寰就開始積極張羅這個有中國人色彩的SCDMA。
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地域復雜，很多地方挖溝埋線困難，對于中國政府來說，這套系統能降低通信設施的投入成本；而另一方面，在中國百年的通信史上，還沒有一套完全屬于自己的通信技術。通信技術對于國家安全極其重要，且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于是，這個項目很快得到國家郵電部科技司的支持。
1995年11月，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和Cwill合資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信威公司），由李世鶴任董事長，陳衛任總經理。后來，SCDMA更被列入“九五”科技攻關計劃，得到1500萬元的資助，也得到國家計委的1000萬元資助。
由于人才、科研環境等原因，當時信威公司開發SCDMA的主要技術活動在美國進行，郵科院派出幾十人次的技術人員到Cwill“留學”，國內開發經費也通過信威引入Cwill，陳衛也開放了后者所有的技術和成果。由于這種做法超過了合資公司的協議，引起Cwill在美國的一些合作伙伴的異議，矛盾一度尖銳。但是，陳衛仍然堅持開放，因為他們幾個留學生的目標很明確：“依托中國巨大的市場，發展SCDMA通信技術。”
于是，中國3G標準TD-SCDMA開始孕育了。
第二起落：破堵突圍 三重力量為TD-SCDMA保駕護航
3G標準的申請時間底線一步步逼近，而我國的所謂標準建設工程才剛剛起步。 合作伙伴離去，國內懷疑重重，更有來自歐洲標準及美國標準勢力的刁難與夾擊。TD-SCDMA的成長之路，豈是艱辛一詞能夠形容？
時間緊迫“香山會議”一錘定音
1990年代，世界通信技術進入飛速發展時期，業界迫切需要一些新技術來迎合比如手機視頻、高速寬帶等通信新功能，因此，世界各大通信強權提出了未來的技術概念。
1997年4月，國際電信聯盟(ITU)向全世界發出了征集IMT-2000無線傳輸技術(RTT)的通函，并制定了詳細的IMT-2000 RTT形成的時間表和步驟，拉開了全球范圍內3G技術選擇和競爭的序幕。這在全球移動通信發展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給所有的國家提供了參與3G標準化的絕好機會，也意味著這一次的技術選擇和較量是國際性的。
1997年7月，郵電部成立了由政府部門、運營商和研究機構組成的3G無線傳輸技術評估協調組(簡稱評估組)，并在國際電聯進行了注冊，成為第11個評估組。同年10月份，時任郵電部傳輸所副所長的曹淑敏擔任評估組組長。“評估組成立后首先要對國外主流技術進行評估，同時探討中國提交候選技術的可能性。說真的，當時我們并沒有指望中國能提交候選技術。”曹淑敏坦誠地說。
1998年1月，歐洲電信標準化組織——歐洲通信標準協會特別移動部(ETSI SMG)采納了一項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的標準提案(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即人們現在常說的UMTS)。UMTS的陸地無線接入標準被稱為UTRA，包括了頻分雙工(FDD)和時分雙工(TDD)兩種模式，前者采用的就是WCDMA技術。同時，日本也選擇WCDMA技術作為3G標準，北美的T1標準化組織也在開發相似的概念。1998年12月，第三代協作項目組織(3GPP)成立，致力于發展一個被稱為CDMA2000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就當時而言，與WCDMA并稱兩大3G準標準。
幾乎同時，郵科院的一些領導開始醞釀能不能在SCDMA的技術基礎上獨立提交一個3G標準。李世鶴在推動事態的進展和說服各方領導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根據國際電聯的時間表，提交候選技術到1998年6月30日截止，提交評估報告到1998年9月30日截止。中國要想有所作為，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評估組緊急發動全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積極準備開展工作。
為集中探討下一代移動通信怎么做，中國有什么技術可以提交等話題，郵電部、國家“863”計劃通信主題組臨時決定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聯合召開一次會議。
為此，1997年12月底的一天，周寰連夜把李世鶴叫出來商量對策，此時離香山會議召開不到10天的時間。“周寰要我們在一周內拿個方案出來，時間太緊了，那有什么辦法？我們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搞了一個很不成熟的框架出來。”李世鶴說。
在這份不成熟的框架中，李世鶴提出在SCDMA技術的基礎上引入時分多址（TDMA）技術，用TDD方式做下一代移動通信，并將這項技術命名為TD-SCDMA。他解釋說，這種技術的優勢是不需要對稱頻段，可以見縫插針，靈活方便地規劃使用日益緊張的頻譜資源。此外，還可以靈活設置上下行業務占用時間，最大限度地利用帶寬和系統資源，非常適合未來數據業務的需求。
1998年1月，香山會議如期召開了。這是候選技術提交和中國確定3G候選技術策略的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在此次會議上來自全國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別介紹了各自在3G技術研究方面的一些基礎和觀點，其中包括提出TD-SCDMA技術的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后來的大唐電信)的李世鶴和他的主要團隊。
三天的會議，大家爭論就爭了兩天。很多教授在會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包括清華大學的王京、北郵的張平、東南大學的尤肖虎等。不過，他們提的都是單項技術，只有李世鶴提的TD-SCDMA是一套系統技術。
第三天開了一個小會，參加者是郵電部科技委和評估組成員，會議的重點就是討論：是否向國際電聯提交TD-SCDMA技術。
“參加會議的有二三十人，爭論得非常厲害，90%都持懷疑態度。人家懷疑是有道理的，國際標準從來都是外國人的天下，搞移動通信標準，成本非常高，難度非常大，我們國家沒有這個先例，能否玩得起這個游戲？當時周寰堅決支持，最后，郵電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非常重要的結論。”李世鶴回憶說。
宋直元說：“中國發展移動通信事業不能永遠靠國外的技術，總得有個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會成功，但他們會留下寶貴的經驗。我建議同意在他們認為可能的情況下，支持他們把TD-SCDMA提到國際上去。如果真碰見了問題，失敗了，我們也看作是一次勝利，一次中國人敢于創新的嘗試，即使失敗，也是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此次“香山會議”為TD-SCDMA一錘定音。
伙伴“叛離”大唐獨自搏擊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大唐集團方面與信威方面卻產生了分歧。當大唐鼓足干勁準備和時間賽跑的時候，美國的Cwill卻表示，不愿意專注開發TD-SCDMA而忽略其他技術進程。
當時，Cwill是投資下成立的公司，各方面更看重自身利益，而TD-SCDMA的研發雖說前景遠大，但并沒有人敢保證日后一定會有收益，且能迅速收回投資。由于以前的矛盾，Cwill在國外的工作人員紛紛要求陳衛等人“一切要以公司利益為重”。而不少投資者，也并不贊同公司專注TD-SCDMA而放棄其他業務（當時，公司正在與大慶談合作項目）。
為了爭取時間，保證國家任務的完成，糾纏幾日卻毫無結果之下，大唐決定把TD-SCDMA的開發工作轉移到集團的中央研究院(后來成立了由李世鶴擔任總裁的大唐移動來承擔這項任務)。由于當時信威的技術研發人員基本上是從郵科院派來的或代為招聘的，所以在開發 TD-SCDMA的號召下，信威的幾十個技術研發人員幾乎全部轉到大唐中央研究院。
矛盾尖銳之際，陳衛被免除了信威總經理的職務，只好回到美國。
按照國際電聯的要求，李世鶴被要求提前兩個月拿出草案，再由評估組一起來評估完善。這么一推算，從香山會議結束到4月30日也就三個多月的時間。此時，李世鶴發現身邊既沒有人，也沒有錢。“必須得干！”李世鶴的話有些發狠。
不得不發狠，因為前面的困難太多了。整個研發隊伍是以大唐電信研究生部畢業生為骨干的學生隊伍，而這支隊伍中，包括在讀的研究生在內不過30人。隊伍太年輕，大多數成員才二十幾歲，缺少有開發經驗的人。單是向國際電聯提交的文稿，就相當于用英文寫一部書。李世鶴只好一邊培養，一邊干，他們頂上一點，李世鶴就放一點。
TD-SCDMA項目開發部主任李軍說，李世鶴每天的工作時間比他們年輕人都長。一個周末，原西安四所的老同志來京探望李世鶴。大熱天，李就穿著短褲背心迎出來，聊了20分鐘，就讓他愛人陪他們繼續聊，說道：“對不起，我還要干活。”又一年國慶節，老朋友楊運年想找李世鶴出游，放松一下，但李世鶴說：“現在不是休息的時候，要干活，將東西拿出來。”
為什么這么拼命？“這是基于第一代、第二代移動通信給我們帶來的苦澀。”大唐集團董事長周寰說，“作為一個人口大國、通信大國，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動通信領域，不管是在標準上，還是在技術設備上，都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在第一代，我國雖然做過一些研發，但沒有知識產權，設備生產也沒有形成產業。在第二代，GSM被廣泛采用，但依然是‘拿來主義’。第三代移動通信，中國如果還和以前一樣，將失去一次非常好的發展機遇。”
三股力量鑄就TD一線生機
1998年6月30日，凝聚著多人心血的TD-SCDMA技術方案被送到國際電聯。由此，國際上才突然知道中國竟然也有了一個3G標準，不少國際公司也開始關注中國，以及其開發的TD-SCDMA標準。西門子就是其中之一。
極力促成雙方合作關系的西門子（中國）通信集團高級副總裁、首席技術官李萬林博士（當時是西門子移動通信工程師）在談及這段往事時表示：“外資企業如果僅僅在中國搞銷售，會被看成純粹的商人；如果單純搞生產，會被當成朋友；如果搞研發，就會被看作自己人。”這也正是西門子最后愿意為TD-SCDMA付出的真正原由。
盡管西門子的德國總部有不少人疑惑，甚至李萬林的同事都在抱怨：“為什么把研發放到中國去？他們做研發，我們做什么？”但在1998年，雙方還是在北京組建了西門子(中國)移動通信研發中心，并同本地伙伴大唐電信共同開發TD-SCDMA技術。
當時，國際電聯內部正為確定3G標準而爭吵不休。代表美國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歐洲利益的WCDMA水火不容，誰也沒有想到中國方面突然提出自己的3G標準來，都感到很莫名其妙。習慣了獨占通信市場的國外廠商開始仔細研究TD-SCDMA。李世鶴這時開始擔心，國外廠商會聯合起來“做掉”中國標準，因為以當年的技術基礎和成熟度來說，TD-SCDMA很難逃脫CDMA2000與WCDMA的重重包圍。
而這個時刻，一向以技術強勢為業界所知的西門子給了大唐不少支持與幫助。早先，為了推動歐洲統一標準WCDMA，西門子提出的TD-CDMA被犧牲掉，導致西門子耿耿于懷。如今，轉而支持中國TD-SCDMA后的又一個關鍵時刻到來，西門子怎么可能退讓？
雄厚的公司形象，全力支持的榜樣，西門子為大唐爭得了不少支持與贊譽。當然，這其中也離不開TD-SCDMA優良的技術特性，以及中國政府的支持。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動通信市場。換句話說，那里有著讓全球通信設備商都垂涎的利潤。試問，哪個公司會放棄呢？”
巨大市場讓中國在國際電聯頗具影響力。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美國方面和歐洲方面都“拉攏”中國站在自己一邊，希望將對方的標準否決掉。兩大陣營拉鋸的結果是，實力最弱的TD-SCDMA反而沒有多少人反對。當然，當時走在前面的電信技術大國們可能也沒有把TD-SCDMA看得太認真，他們只是專注得想把對方“吃掉”，而這一想法，反而給了TD-SCDMA生存的空間。
大唐不遺余力的拼搏，西門子全力以赴的支持，特別是國家政府的鼎力相助，三股力量撞擊的結果，最終讓TD-SCDMA順利進入芬蘭國際電聯大會。
1999年11月，國際電聯大會在赫爾辛基召開。李世鶴無暇顧及圣誕老人故鄉的獨特景致，參加在赫爾辛基召開的國際電聯會議的他，天蒙蒙亮時已到會場，夜幕降臨時才回到賓館。他的全部心思都撲在其參加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建議書起草小組的工作上，因為他負責設法將可能通過的3G標準寫入建議書。
11月5日上午10時許，3G技術委員會主席宣布了中國為之努力的結果：中國提出的標準寫入了建議書，這意味著TD-SCDMA成為國際標準已成定局。幾乎是余音尚在，國內詢問、祝賀的電話就接二連三地打到會場。
最終，2000年5月，在土耳其召開的國際電聯全會上，經投票表決，由中國大唐集團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統，與歐洲提出的WCDMA和美國提出的CDMA2000同列為國際3G三大標準之一。
第三起落：危機四伏 政府與民族的力量凸顯
終于站上了“國際標準”的舞臺，迎面而來的并不完全是掌聲與鮮花。國外勢力的阻撓，先天缺陷的暴露，以及眾多纏繞在身的猜測與懷疑，幾乎讓TD-SCDMA不堪重負。
風雨飄搖之際，是政府的扶持與民族企業力量的支持，讓TD-SCDMA走到今天。
產業聯盟對抗國際勢力
“隨著我國政府對自主標準支持力度的加強，某些外國政府和企業則開始擔心我國支持TD-SCDMA的行動將損害他們的利益，開始設法干擾我國TD-SCDMA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朱彤博士稱。
其實，中國在標準問題上受國外阻擊的案例遠非今日才開始。李世鶴的早期遭遇就是鮮明一例。
1999年的國慶五十周年假期，李世鶴是在家里電話旁度過的。那個時間，正好是國際電聯會議舉行的時間，會議將審議每個國際電聯成員提交的建議，也就是決定TD-SCDMA命運的時間。
當時舉辦這個會議的某亞洲國家找了種種借口不給大唐代表簽證，會議基調是TD-SCDMA還不完善，就不要寫進去了。經過不停地周旋，大會主席同意不在現場的大唐代表可以通過電話參加會議。于是，老人守在電話旁“參加”會議，遠隔千里地通過電話發言，據理力爭。
坊間傳言，為保證TD-SCDMA順利“過關”，信息產業部向各個外資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打電話，發送信函，提醒大家看清楚中國的大市場，要求得到支持。為此，各大移動通信巨頭中國總部的負責人還被邀請到信息產業部開會，除西門子，對中國提出的3G標準不以為然的廠商，結果被“一個個地敲了一頓”。
TD-SCDMA被國際電信聯盟接受為3G的國際標準后，國家隨后推出了一系列支持TD-SCDMA的政策措施，包括3G頻譜規劃中把主要頻譜分配給TD-SCDMA，成立了相關企業參加的TD-SCDMA產業聯盟等。
于是，有了2002年10月30日人民大會堂的張燈結彩。那一天，可以說是TD-SCDMA有生以來最輝煌的一天。
大唐、中興、普天、華為、中國電子、南方高科、聯想、華立等8家中國最具實力的科技企業老總每個人脖子上都圍著TD-SCDMA大圍巾，手拉手肩并肩站成一堵“墻”，發起成立TD-SCDMA聯盟。
“產業聯盟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3G標準不僅得到了政府的強力支持，更重要的，它體現了該標準得到了中國產業界的整體響應。”TD-SCDMA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說，“從系統到終端由國內企業廣泛參與的TD-SCDMA產業鏈已見雛形。”這一事件，對于習慣于制造標準、引導產業發展的歐美利益集團，無疑是一次重大打擊。
到2006年1月10日，聯盟的企業已經擴展到25家，同時，還有大量的國際、國內企業在爭搶入圍聯盟的入場券。
謠言反而緩和了資金壓力
關于TD-SCDMA的種種謠言中，資金缺乏是最沉重，也最讓人頭疼的一個。
2000年，大唐集團在TD-SCDMA上的投資是2億元，2001年接近4億元，這還只是研發階段。為了更好地備戰TD-SCDMA，全力沖刺相關開發，2002年2月8日，大唐中央研究院、上海大唐等部分從大唐集團剝離出來，正式組建大唐移動通信設備有限公司。
但僅僅過了一年，大唐電信就傳出虧損的消息。2003年財報顯示，大唐電信主營業務收入為17.63億元，同比下降15.66%，凈利潤為-1.87億元。年報還顯示，2003年大唐電信借款23.4億元，償還債務19.9億元，償債壓力較大，基本上靠債務周轉。因此，大唐移動只能自行解決關于TD-SCDMA的投資。李世鶴估計，要讓TD-SCDMA標準完全成熟，需要投入的資金在10億元以上。而從有關方面透露出的財務狀況來看，大唐移動投資到TD-SCDMA項目的資金主要來自于工行、建行和華夏銀行的貸款，數目不超過5億元。
在2003年末，資深證券分析師給TD-SCDMA的評語只有一個：“正在資金的泥潭中苦苦掙扎。”此前，大唐移動一直聘請中銀國際作為其私募的承銷商，其間陸續有多家國外投資機構和大唐移動進行了接觸。但中國政府和運營商一直未對TD-SCDMA作出明確的表態，私募的進展也就只能是走走停停。
中銀國際一位負責幫助大唐移動私募的管理人士悄悄透露，由于投資者看不到TD-SCDMA明確的前景，3G牌照也一直未能發放，大唐移動的私募已經陷入停滯狀態。該人士說，即使投資者相信中國政府對TD-SCDMA的支持，但要想TD-SCDMA成為一個能和WCDMA、CDMA2000對抗的標準，至少需要十幾億甚至數十億美元的投資，沒人敢冒如此之大的風險。況且，WAPI的結局已經讓國際投資者對“中國標準”產生了懷疑。
而就在這時，業內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衛通已完成800億元TD-SCDMA的投資規劃！
2004年6月出現的消息稱，“有衛通內部人士透露，大唐正在和衛通探討將TD-SCDMA技術改頻到800M頻段使用的可能性，一旦方案最后敲定，就將通過衛通與Nextel即將成立的合資公司來組網，預計投資800億元。大唐移動希望使用TD-SCDMA技術幫助衛通開展集群業務，但雙方還未就最終的技術方案達成一致。”
如今辨別真假已經沒有意義，明眼人只是奇怪，一向對運營商牌照問題監管甚嚴的中國政府，當時對“衛通要組建TD-SCDMA”的傳聞為何沒有一個態度呢？
不管怎樣，這個消息的確讓吃緊的大唐熬過了那段艱苦歲月，也讓眾多廠商放飛了夢想與期望。
隨后，就有投資公司給大唐移動提出建議：一是在大唐移動盈利后，將其放入上市公司中去。二是和大唐微電子一塊兒進入大唐控股，用兩塊最優良的資產到海外上市。
三部委平復分手之痛
好日子似乎就要來臨，但接踵而至的危機，卻是分離。
就在大家為終于找到資金缺乏的解決之道時，大唐與西門子的合作也走到了終點。
2003年8月29日，西門子改和華為成立了一家研發TD-SCDMA技術的公司。西門子中國區的一位高級經理后來說，西門子作出這個決定實在是迫不得已，因為不知道TD-SCDMA項目能盈利還要等到哪一天。“表面上說是和華為成立合資公司，實際上是把西門子在TD-SCDMA上的整個研發賣給了對方。”
西門子的這次行為給了大唐當頭一棒！一方面，TD-SCDMA的研發勢力被分化，不論人才、物資，還是信念；另一方面，西門子的離去，讓那些懷疑的論調空前盛大，幾乎動搖了所有廠商的信心。不可否認，一個參與發家的企業脫離出去，怎么能讓人相信TD-SCDMA是個有希望的標準呢？
“中國標準和大唐要一起崩潰了！”有跨國企業人士如此道聽途說。
關鍵時刻，是發改委、科技部和信產部的支持把TD-SCDMA從懸崖邊拉了回來。三部委不僅在3G無線頻譜、規劃中為TD-SCDMA預留出了155M的非對稱，還組建了涵蓋終端、系統多家廠商的TD-SCDMA聯盟，并為聯盟的研發投入了7個億的啟動資金。大唐移動的員工說，三部委之所以如此看重TD-SCDMA，一方面與國家扶持自有知識產權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大唐不斷鼓吹民族精神從而引起高層注意有很大的聯系。
三部委的支持加上3G牌照與TD-SCDMA產業化進程同步進行，使得越來越多的廠商開始參與到TD-SCDMA的研發中去。除原有的8個產業聯盟成員，又有包括天基、重慶重郵、海信、凱明、海天天線、展訊等多家廠商加入。
到2004年信產部再次進行3G測試時，TD-SCDMA已經基本達到組網要求，大唐、普天、中興的產品研發速度也均大幅度提高。
一切的保駕護航之下，TD-SCDMA終于跨越幼年，如破繭而出的彩蝶一般，迎來更廣闊的空間，將在世界科技領域的舞臺上畫上屬于中華民族的印記。雖然日后還可能面臨種種困難，但正如李世鶴的豪言壯語：“中國標準不可能在中國吃不開！”
附:TD-SCDMA大事記
1998年
原郵電部組織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在SCDMA技術基礎上起草了符合IMT-2000要求的TD-SCDMA建議草案。同年6月30日，該草案被提交給ITU(國際電信聯盟)，成為IMT-2000的15個候選方案之一。
1999年9月
CWTS(中國無線通信標準研究組)代表中國向3GPP提出將TD-SCDMA納入3GPP標準的建議。
1999年12月
在法國尼斯召開的3GPP會議上，TD-SCDMA成為國際標準認可的3G標準。
2001年3月16日
TD-SCDMA 標準被3GPP（第三代移動通信伙伴項目）接納。
2002年3月
大唐移動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掛牌成立，拉開了中國TD-SCDMA技術全面產業化的序幕。
2002年10月30日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廣州南方高科有限公司、華立集團有限公司、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聯想(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中國普天信息產業集團公司等8家企業自愿聯合發起成立TD-SCDMA產業聯盟。
2003年7月
世界首次TD-SCDMA手持電話演示。RTX Telecom公司和PRISMA Engineering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要突破，他們測試了基于實際網絡的TD-SCDMA 3G終端。
2003年底
凱明、展訊、天碁、重郵信科、海天、海信成為TD-SCDMA產業聯盟成員，聯盟成員擴大到14家。
2004年6月
北電網絡與中國普天集團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將成立專門從事TD-SCDMA的研發與產品開發的公司。目前基于TD-SCDMA的手機、手機芯片、商用基站都已經面市。
2004年12月9日
溫家寶總理在荷蘭接通了來自北京的全球第一個TD-SCDMA商用手機國際長途電話。
2005年4月16日
UT斯達康、上海貝爾阿爾卡特、眾友科技、上海迪比特、英華達、中山通宇、中創信測等7家企業正式加入TD-SCDMA產業聯盟。至此，TD-SCDMA產業聯盟成員企業已達21家。
2005年9月14日
信產部電信研究院TD-SCDMA研究開發和產業化項目辦公室主任魏貴明公開宣布:我國獨立研發的TD-SCDMA標準目前已具備大規模同頻組網能力。這是官方機構首次全面披露TD-SCDMA外場測試成果。
2005年11月25日
廣州市新郵通信設備有限公司、青島海爾通信有限公司、上海科泰世紀科技有限公司、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5家企業正式加入TD-SCDMA產業聯盟。至此，TD-SCDMA產業聯盟成員企業已達25家。
2005年12月19日
信息產業部副部長奚國華19日說，第三代移動通信(3G)牌照發放的決策時機已到，牌照發放涉及技術和業務成熟性、競爭格局優化、知識產權問題、3G中國標準TD-SCDMA的發展4個問題。TD-SCDMA在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但關鍵是支持這一中國標準的產業鏈崛起。當前，涉及這一標準的核心技術、產業鏈都已形成，在中國的3G布局中，TD-SCDMA要占有一席之地，可能會由有實力的運營商來運營。
2006年1月5日
國資委專家表示，中國優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有利于在3C技術和產品融合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中贏得主動，有利于真正占領世界科技競爭的制高點。
2006年1月20日
信息產業部20日頒布，3G三大國際標準之一的“中國標準” TD-SCDMA為我國通信行業標準，這意味著這一標準技術方案已經成熟，能夠指導企業進行制造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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